朱韵和

校园监狱 反右斗争把学校办成了法院，接着又把学校办成监狱。 1、校园劳改队。反右运动在高等学校清理出来的数万名右派学生，除一部分被逮捕法办送去劳改之外，剩下的按当时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签署的文件，分别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免于处分戴上右派帽子等四类处 分。接着又把一类右派学生押送劳教场改造，再把二类右派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所以反右过后的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劳改队。例如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就的一个120多个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劳动（劳改）队，从事种地、运输、基建、掬粪等苦力劳动。与西师毗邻的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学生则在校办农场、饲养场劳动改造；重庆大学的右派学生则押送工厂、农村劳改；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所有大学也都有数量不同规模不等的右派学生劳改队伍。 受三四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虽然名义上可以继续学习，但实际上他们也是班级监管的劳改对象，那个时候学习并不重要，政治运动多。政治活动是不准右派学生参加的，这个时候右派学生就是劳改苦役犯。 除此之外，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有右派教师劳改队，许多教师被无端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所以那时的学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监狱。这又“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 2、权利剥夺。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只有法院等司法机关才有这种权力。但是反右后的学校，党组织可以任意剥夺。例如剥夺右派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将他们驱逐出课堂强迫劳动改造；剥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凡节日庆典、游行、演出活动，右派学生都无权参加；外宾接见、学术交流、演讲会、外出参观、甚至文艺演出等活动右派学生也无权参加；师范学生的试教、参观实习的权利也被剥夺，代之以劳动改造；五一、国庆、元旦等节假公休日，则是右派学生的受难日，被严加看管或者监督劳动；以工种定量的粮食政策也被剥夺，右派学生干着劳改犯人的重体力劳动，却没有相应的粮食供应；申请助学金、困难补助金就更无权利……总之，右派学生就是监外执行的犯人，只要“党”说不准，一切都成泡影。 3、经济剥削。右派学生的劳动全部是无偿的，劳动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全部被共产党拿走。以笔者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劳改队为例，该劳动队自1958年9月成立至1961年8月解散，120多名右派学生整整劳动三年，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是我们的所得仅仅是每人每个月一元钱的“救济费”，偶尔有毛巾之类的奖品外，分文未得。衣服破了自己补，鞋子烂了自己买，生活零花自掏腰包。家庭贫困的学生，在重庆夏天40度的高温烈日下劳动，竟没有钱买一顶草帽，光着头当“抗日英雄”；在寒冬下雪打霜的日子里劳动，穿破衣打赤足是常事；再加上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大饥荒到来，他们因极度饥饿而浮肿、干瘦，卧病不起，有的竟成饿殍。这群在政治迫害与生活煎熬中的学生，经历三年劳改，被折磨被压榨被剥削得一无所有。他们衣衫褴缕，神情沮丧，形体枯稿、面色憔悴，无论走那里，一眼就认出他是与众不同的右派分子。他们是命运最悲惨、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共产党对这群莘莘学子的非法迫害令人发指。 4、无端的怀疑与搜查。一旦学校发生了盗窃、反标之类的刑事案件，首先被怀疑的，就是这群无辜的右派学生。这时，他们的寝室会被悄悄地搜查，锁着的箱子会被有特殊技能的保卫人员打开，通信、日记、书籍被偷看。一旦成为怀疑对象，就遭审讯、诱供、逼供。安全感时时遭受威胁，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 5、随意加重处分。在劳改过程之中，如果管教人员认为你态度不好，违纪，随时都有加重处分的危险。在西南师范学院120多名右派学生劳改队员当中，就有十多名被加重处分开除劳教：还人一些人被遣回原籍监督劳动不准复学。第一个被开除劳教的是历史系59级的曾祥舟，其“罪行”是：私自会见反动文人吴宓：说西师不是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在伦敦、在巴黎、在加里福利亚。这样一些无足卦齿的小事就遭受灭顶之灾。还有教育系60级的肖坤道，因拣到一块手表未马上交出来，就被定为盗窃罪而被开除劳教，押送劳教场后，劳教场认为他不够劳教“资格”，把他作为“代管犯”，强迫劳改20年。中文系58级的黄鹏先，被学校开除劳教押送看守所关押，看守所认为他“罪行”轻微将其“教育释放”。可见西南师范学院对右派学生的惩处比司法机关还要残忍。 学校本来是文明场所，而非暴力机关；是教化养育之地，而非认罪悔过的地方；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劳役的惩罚机构：学校是教育机关，而不是专政机器。但是，共产党的学校，却是打击迫害学生的暴力机关。在共产党统制的中国，不知有多少优秀学子被学校定为囚徒而葬送青春！ ---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作者： 陶渭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