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的“女声独唱” 那是1968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 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一起 唱起来。 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账,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样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 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 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 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囚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作者: 袁斌
分裂人格周恩来 李江琳: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 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病人治国 李江琳: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 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蒋介石借不到的书 毛泽东轻易借到了 合刊《二十四史》自清代乾隆以后才出现,至今流行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清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二,民国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三,1949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历来为治政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为、治国安邦,士族文 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蒋介石、毛泽东二先生也不例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 马衡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逝世,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 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 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 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 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 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 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 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 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先生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 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作者: 半醉汉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 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作者: 张郎郎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 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江青醒悟到,她将面临一场“三堂会审”,是一种京剧式的审判,其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复仇。她向检察官指出:“我现在不是政治局委员了,我只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有另一个角色是被告,仅此而已。”检查官们走后,江青浏览她收到的材料,她注意到,“四人帮”的排名是:王洪文第一,张春桥第二,她第三。她对警卫喊道:“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一个证人出来作证。“谁指使你去长沙向毛主席汇报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活动的?”这个人哭丧着脸答道:“江青下的指示。”这个证人就是王洪文!他比江青小三十二岁,他要想着未来,所以背叛了江青,承认了一切指控。江青静心听了一会儿年轻同伙的诉说,翻起白眼瞪着王洪文。王洪文作证时,她大喊要去厕所,审判中断一会儿后,王洪文未在法庭上重新露面,这时,江青那种当王当主子的态度忽然又闪现出来,她吼道:“他在哪儿?王洪文在哪儿?”作为江青反邓小平和周恩来活动的证据,张玉凤写的证词在法庭上读了,当检查官宣读张玉凤写的“四人帮”极力要挟毛的证词时,江青坐得笔直,盯着前面、方正、白净的面孔像一座雕塑。张玉凤没有到庭。 毛泽东晚年的两位年轻翻译唐闻生和王海容出庭作证。这时,江青开始对她表现必须良好的许诺犹豫不决了,唐闻生说:“我们马上就看透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江青挤眉弄眼,嘴撅得老高,歪着脖子,盯着天花板。王海容也发言说:“毛主席对江青很生气。”江青喊道:“我要发言!”可是庭长没有让她说话。 “江华,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江青在叫嚷中又吐出一个信条:“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礼堂,这时听众们鼓起掌来。 ---摘自《江青全传》,[美]R。特里尔
林彪事件给全国的震动是两方面的。其一,一个宫廷政变式的连续剧,林彪作为主角,扮演的角色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位对毛说了最多好话,将之吹捧到了无以复加地位的人,给人们的形象,要么就是手举小红书跟在毛身后,要么就是正襟危坐学毛著,却突然叛国而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中。这位副统帅、接班人 ,突然成了叛徒,而且全无前兆,来得突然,让全国老百姓惊呆了。所以还出过那种事儿,台上正传达林彪事件,台下有战士拿枪要毙了“污蔑林副统帅”的人。其二,就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给那些还存有理智,多少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反省的契机。 我自己是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冲击的。我那会儿正在怀柔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当工人,就是所谓“小三线”。“913”凌晨四、五点钟,就听见工厂宿舍的上空有飞机呼啸而过,反反复复不停。早晨八点钟正要去上班,就见一卡车一卡车运来了许多大兵,把我们厂围得水泄不通。紧跟着就听见沙峪方向有枪响,我们几个朋友就沿着八道河小路往那边跑,跑到半路就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拦住。有个朋友眼尖,看到不远处玉米地里有人躺着,身上盖着白单子。我们几个人不敢动,也不往回走,躲在那儿,想看出了什么事儿。大约等了十几分钟,就看见一个人被五花大绑从庄稼地里押出来,当兵的用枪托在后面砸他。这人穿着军装,但是纽扣全部扯开,被塞进了一辆吉普车。过一会儿又有人来抬担架,把地上的尸首运走了。来到这一片儿的,先到的是空军,穿的是蓝裤子,随后来的是陆军,让那些空军上车走了。这些陆军直到晚上才离开。我们工厂紧急开会,说要加强保密,这件事谁也不许往外传,周末的大休也不让回北京。我记得过了半个多月才让人回家。到家我就从朋友处知道林彪出事儿了。可当时我并没有把我们工厂旁边发生的事儿和林彪联系起来。直到中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经过,我们才知道,那天有一架飞机掉在工厂旁边,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几个人开着逃跑的直升飞机。被活捉的那个人就是李伟信。当时周、于、李三人约好同时开枪自杀,但李放了空枪,陆军抬走的尸体就是周宇驰、于新野,还有驾驶员陈修文。我们几个工厂的朋友常常感慨,世事无常,竟让我们亲眼见到中共党内恶斗的一幕。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作者: 赵越胜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 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万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 ---裴毅然:延安情恋
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 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 ---裴毅然:延安情恋
“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判断,同当时官方宣传的形势一片大好相反,文件中指出:“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十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特别是文件中 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更是准确:“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替罪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这些对社会各个阶层状况的描述是很准确的。 二,对毛本人的揭露批判具有毁灭性。文件指出:“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似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文件在历数了毛的种种恶行之后断言:“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个结论在当时听来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之所以真实,因为这是毛最亲密的战友圈子里面对他的认识。“五七一工程纪要”起草人是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但中心思想和基本判断来自林彪。林彪几十年和毛共事,在他身边仔细观察,又受他拉拢帮他害人,所以最了解毛莫过于林。难得在于这种了解竟然形诸文字,流传下来,成为研究毛不可或缺的材料。 尤其应该提到,林彪这个圈子是共产党内觊觎最高权力并有可能拿到最高权力的人。而他们对中共统治的社会性质却有如下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了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依照这种判断,中共现行政治体制,毫无存在的合法性,是一个反人道反文明的体制。 三,依照这种对毛本人,对毛体制的判断,“五七一工程纪要”提出了自己的内政外交方针:“用民富国强代替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毛)的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外交上则提出与美苏秘密谈判的方针,缓和国际形势,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七一工程纪要”:文革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作者: 赵越胜
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1965年9月23日,毛突然亲自给彭打电话,要约彭见面谈话,这是极反常的,因为几年来彭给毛写过好几次信,毛完全不予理睬。而今天他约彭来,同时又约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三位他已决定要打倒的人。今天他要来演一出戏,他们是观众。据彭德怀本人的记载,那天毛说了一些格 外中听的话。这些话我们拿来和他在庐山讲的那些骂娘的话完全不像是一个人说的。比如什么“想到要见你,高兴得睡不着”,“真理有可能在你一边”,并把彭的功绩回忆了一遍,说不能因庐山会议就把这些全忘了,让彭德怀这个老实人高兴得不得了。言谈话语中毛仿佛不经意地提出要备战,建设大后方,你就去西南吧。甚至说,“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当然一口应承下来,要去大西南为党和国家工作。最后,毛请彭吃饭,还给他敬酒,当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过来时,毛立即宣布:“我们两人谈了多时,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刘少奇还忙着祝贺:“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啊”。和这些人比,毛的心机要深密不知多少。就这样,彭去了西南。等毛下手打倒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不会有中国的朱可夫出来帮忙了,毛可以放心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但毛疑心既起,便一定会有招数预防。 可是,你要知道毛在他们身后正在下什么棋呢。这次谈话一个多月后,上海文汇报就登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毛精心准备的一块问路石,在65年初,毛就安排江青去上海悄悄准备了。他已经准备好借批吴晗的戏,点出“罢官”问题,彭德怀实际上是毛准备好的文革祭旗的猎物。中南海的一出温情戏一石两鸟,既让彭德怀离京,去掉了他假想的心腹之患,又把刘少奇和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拴在了一条线上。彭德怀到了四川,读到人民日报上转载的这篇文章,悲愤地说:“早知道我的事没完,这无非就是再一次把我搞臭”。但他万万想不到,毛是要让彭死在“革命小将之手”。66年12月13日,毛宴请彭一年二个月后,江青对北京地院的造反派头子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能,怎么不把彭德怀揪出来,让他在大山里养神”。她又看了在场的林彪一眼说:“彭去西南前,刘少奇对他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由你来当国防部长”。刘少奇一定没说过这话,这话只能是毛把他的担心告诉了他最亲爱的人。江青这番话,证实了毛为了战胜他的假想敌,演了一出戏。 ---毛准备动手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场表演 ——让彭德怀出北京 作者: 赵越胜 图:1944年,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延安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让毛坐卧不安的事。他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过节,让赫鲁晓夫成了他驱之不去的梦魇?我以读过的资料,试着分析一下:第一,赫鲁晓夫作二十大秘密报告,披露斯大林暴行,然后几乎是掘尸扬灰,让斯大林这尊国际共运的神名声扫地。他的凶残阴险,杀人不眨眼的暴行使他从流芳百世 转而遗臭万年。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玩弄权术,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 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 毛对斯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之能最终在中共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实有再造之恩。恨的是在他掌握了中共绝对权力之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儿皇帝地位感到难以忍受。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而对于独裁者言,天无二主是必要条件。毛曾经说过,蒋介石只许天上有一个太阳,我偏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这话其实是说,我才是那个真太阳。所以越到他志得意满之时,越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懊恼。 除了上面谈到的毛对斯大林的错综情结,还要看当时苏共对中共的扶植。当时苏共正全面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那就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大型援华项目。所以,对苏共批斯大林,也就在表面上跟着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但你若仔细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就会明白,这个报告毛一定是越读越窝心。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东西,对斯大林的揭发,有许多内容仿佛是直指毛的。 我们举几条例子。 1)个人崇拜。不用说,在刘少奇一伙的鼓噪下,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不容挑战的至尊意识形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已经使毛成为红太阳。而且在建国后节庆日的口号中,毛自己亲笔加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口号。中共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 2)蔑视法律建设,以政治需要随意杀人。建国后所谓镇反,土改等运动杀害无辜中国人数以百万。 3)经济建设胡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迫农民入社,掠夺普通人民的生活资料,任意迁徙少数民族,造成农业全面衰败。 特别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开始宣扬人道主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任意枉法杀人,在经济领域也开始以数字化、精细化、物质奖励方法来减轻计划经济的危害。这些和毛心目中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完全不合拍。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图:1960年11月,刘少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与邓小平、彭真同苏共领导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