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 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作者： 张郎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