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操纵

如果说中共的防火墙和禁言机制只是单纯的一刀切禁制,是没有那么恐怖的。但这种机制不是一个单纯的禁止机制,而是一个政党可以单方面毫无监督的自己决定要禁止与不禁止的时候,它就不只是一堵墙了 ,还是一个极其高效的舆论操纵工具 。举例说明,2011年温州高铁追尾脱轨的时候,微博在5天内允许了1000 万条批评的短文,当时震惊中外的政府当时就地掩埋,据说里面还有生还者的列车就是有人在微博上曝光出来的,为什么突然允许了这么多天的言论自由?有说是当时的中共技术还不够成熟来不及封禁,但更多的原因还是中央本来就已经想向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下手了。虽然说当时刘志军当时他已经被抓起来了,但中央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民意基础来重判这个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所以中共制造起舆论,允许媒体大肆宣传让民众谩骂,获得群众基础,之后处置他就更加顺利了。包括薄熙来,在2012年的2月份到4月份期间,在微博上网民都可以随意嘲讽他。在中共控制下,还有很多应该被的人和事,却是网民不能讲不能触碰的,这就是选择性禁封。这也是一个政党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哪些信息可以让民主知道与否。但实际对于民众来讲,并不是知道什么重要,而是不知道的事才是最重要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更能影响人对一件事和一个人的判断。 信息的真实认知性,并不在于得到的信息是什么,而是那些没有获取的信息,中共的控制下,民主所获得信息是有极大偏差的。因此,中共防火墙和墙内这些禁言机制的选择性封禁比一刀切的完全封禁所带给群众和人民在认知上的破坏性、危害性和邪恶程度更严重。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偶然的自由言论也并非真正的自由只是一种操纵民意的政治工具。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中国民众在长期舆论操纵下,学会了不正视问题本身,转而攻击指出问题的人。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氓效应”: 记者监督政府,这是记者本职工作,群氓不正视问题本身,但是跳出来大骂记者“收了钱”。 公共知识分子监督政府、指出社会乱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但是群氓不但不正视社会问题、不正视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跳出来大骂公共知识分子“收了钱”,进而一棍子打倒一大片,把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也骂成是全民公敌。 在一些人眼中,中国的问题大抵都归结为“收了钱”/“屁股歪”:“批评”/“揭露”/“调查”/“报道”/“有自己独立意见”=“收了钱”/“屁股歪”。 还有一种反智主义与前面一种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痛斥党国喉舌和依附于体制的奴颜媚骨的知识分子群体,但顺带上升到痛恨一切知识分子的地步。在他们的反智主义言论中,丝毫不顾及像张千帆、许章润、贺卫方、秦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坚守整个民族的道德防线。你反智要有针对性,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这种人能跟前面的人混为一谈吗?不要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不要一开口就反一切。分不清这种界限,就不要以为自己不是群氓。 群氓的粗暴行为与“人民共和国政权”前三十年祸乱期间的暴力社会毕竟有血缘传承,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反智主义血液都有同一种世俗腥膻。他们痛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崇尚暴力,他们崇拜权力,他们觉得群氓和暴民应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实行暴力专政,这种习气至今没有纠正过来。即使是第二种反智主义(也就是痛斥党国体制代言人的反政府群体),他们也没有很好摆脱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刻骨怀疑和顽固偏见。 反智主义盛行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封闭社会效果,那就是封闭思想观念、铲除社会思潮的传播土壤、抗拒开放性对话、无法接受新观念和新知识。这很好理解,对知识群体存在严重偏见和不信任,怎么可能接受新思潮和新知识?这就像讳疾忌医的人任凭医生苦口婆心劝解,就是不听。这就是封闭社会的典型特点之一。 “群氓效应”不是智力残疾,而是认知残疾。就像一个人得了红绿色盲,你说他看不见吧,他瞪着俩大眼珠子滴溜转;你说他看得见吧,他分不清红色跟绿色有什么区别,却反过来指责别人颠倒黑白。 认知混乱的群体也存在“群氓效应”:他们参与社会讨论不是为了正视现实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攻击讨论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是蠢蛋,也对那些有着正常人类认知和正常人类情感的普通人大放厥词。 社会上总不缺半罐子水叮当响的人,这些人是最自信的,他们在求知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感觉自己已经要满出来了。 中国的社会僵化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重新撬开思想观念上的僵化,解绑那些作茧自缚的观念困境,驱逐那些顽固的偏见和常识性谬误……要做到这些得先把反智主义揪出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