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中国民众在长期舆论操纵下，学会了不正视问题本身，转而攻击指出问题的人。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氓效应”：记者监督政府，这是记者本职工作，群氓不正视问题本身，但是跳出来大骂记者“收了钱”。公共知识分子监督政府、指出社会乱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但是群氓不但不正视社会问题、不正视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跳出来大骂公共知识分子“收了钱”，进而一棍子打倒一大片，把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也骂成是全民公敌。在一些人眼中，中国的问题大抵都归结为“收了钱”/“屁股歪”：“批评”/“揭露”/“调查”/“报道”/“有自己独立意见”=“收了钱”/“屁股歪”。还有一种反智主义与前面一种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痛斥党国喉舌和依附于体制的奴颜媚骨的知识分子群体，但顺带上升到痛恨一切知识分子的地步。在他们的反智主义言论中，丝毫不顾及像张千帆、许章润、贺卫方、秦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坚守整个民族的道德防线。你反智要有针对性，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这种人能跟前面的人混为一谈吗？不要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不要一开口就反一切。分不清这种界限，就不要以为自己不是群氓。群氓的粗暴行为与“人民共和国政权”前三十年祸乱期间的暴力社会毕竟有血缘传承，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反智主义血液都有同一种世俗腥膻。他们痛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崇尚暴力，他们崇拜权力，他们觉得群氓和暴民应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实行暴力专政，这种习气至今没有纠正过来。即使是第二种反智主义（也就是痛斥党国体制代言人的反政府群体），他们也没有很好摆脱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刻骨怀疑和顽固偏见。反智主义盛行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封闭社会效果，那就是封闭思想观念、铲除社会思潮的传播土壤、抗拒开放性对话、无法接受新观念和新知识。这很好理解，对知识群体存在严重偏见和不信任，怎么可能接受新思潮和新知识？这就像讳疾忌医的人任凭医生苦口婆心劝解，就是不听。这就是封闭社会的典型特点之一。 “群氓效应”不是智力残疾，而是认知残疾。就像一个人得了红绿色盲，你说他看不见吧，他瞪着俩大眼珠子滴溜转；你说他看得见吧，他分不清红色跟绿色有什么区别，却反过来指责别人颠倒黑白。认知混乱的群体也存在“群氓效应”：他们参与社会讨论不是为了正视现实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攻击讨论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是蠢蛋，也对那些有着正常人类认知和正常人类情感的普通人大放厥词。社会上总不缺半罐子水叮当响的人，这些人是最自信的，他们在求知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感觉自己已经要满出来了。中国的社会僵化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重新撬开思想观念上的僵化，解绑那些作茧自缚的观念困境，驱逐那些顽固的偏见和常识性谬误……要做到这些得先把反智主义揪出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