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杀人

3小时前

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则加上右派。道县是农村，基本没有右派，因此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谓“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自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31]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文革”时期道县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受到了冲击，就认为道县大屠杀（也包括其他地方）不是组织化和制度化杀人。关于这一点，要结合“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特点加以理解。在《血的神话》第20章提供的上关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的主要责任人名单看，这些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书记），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特别是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33]作者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文革”的性质是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杀人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基本都是道县文革中的实权派，即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简称）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道县煽动和部署杀人都是通过这条制度-权力通道/路径贯彻的。[34]我们不能说这个现在看来不规范的机构和组织不代表官方或制度。恰恰相反，在当时它们/他们就是官方和组织的代表，而且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组织和制度。[35]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介绍，（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36]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作者: 陶东风

#道县大屠杀 #文革 #组织化杀人 #阶级斗争 #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