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在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邓小平为六四屠杀辩护。他给八九民运扣上“反革命暴乱”的罪名。邓小平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其核心是打到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注意：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 套话语扣在八九民运头上，以此作为六四屠杀的理由。那么，这是不是说，在当时，邓小平还信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但是他深知，要使得镇压师出有名，必须打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套话语。 接下来，邓小平又对改革开放做辩解，无非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并不是搞资本主义。因为他深知，如果他承认如今中共已经不搞社会主义了，要搞资本主义了，他的镇压就完全失去依据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据了。 邓小平的解释当然是强词夺理，不过在当时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的经改革，尽管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直到八九民运前夕，这种改革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触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假定，原来那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多大触动，因此当局还可以强词夺理，硬说中国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 这看上去很奇怪。仅仅两年多前，邓小平还在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怎么到现在又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是为了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那件百孔千疮的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份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社会主义信念破产，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于是，在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绽百出的社会主义紧身衣，轻装上阵，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胡平：中国经济改革述评（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