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

郭美美刚出狱,提了一辆劳斯莱斯,又被封了社交账号。因为这个女子不仅害干爹,也害国家形象。想起2011年她刚出事,我写了一篇文章,再分享一下: 《奇女子》 有人问我怎么看郭美美。我说,史将证明这是一个奇女子。那双拎爱玛仕的小嫩手帮我们打开一道隐秘之门,那辆玛莎拉蒂带我们驶上真相的高速路,她身上兼具《建党伟业》小凤仙、“拉链门”莱温斯基、《潜伏》翠萍的综合素质,以及上述三位不具备的互联网意识,在传播决定一切的时代,她一条微博,决定了一切。 我不会道德谴责郭美美,她,其实是个功臣。你看,键盘前哪一位仅凭一条微博就让平时泰山崩于面亦不动声色的红十字连开三场发布会,让我们忽然知道百达翡丽这么奢侈的字眼,让千万微博用户成了福尔摩斯,八卦郭子豪到底是不是郭沫若孙子这些DNA故事,以及把“干爹”这个暧昧称谓变成了划时代的政治术语……这年头,官员干了黑社会的工作,情妇干了反贪局的活儿。 红十字会到底是怎样一个会?这个会,就是你需要它时根本找不到它,不需要时它却忽然出现的一个会。前一种可以参考河北农民孙文辉的故事:为治疗儿子的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他欠了三十多万。那天上午儿子又开始发烧,医生说必须花四十万换骨髓,不换只有死。年收入几千的孙文辉已借无可借,卖掉屋子也凑不齐钱,他听说红十会下面有家天使基金,于是飞奔一百多公里来到首都。在天使基金会他碰到很多天使。天使说,这里只治白血病,不治再生障碍性贫血,即使白血病也不是人人有资格被救。孙文辉跪下了,天使不救,他磕头,还是不救。后来,他拿出一把菜刀架在一个天使脖颈上。再后来,他被赶来的特警一举制服,菜刀飞得老远。 这个故事有个感人的结尾,报纸泄露消息后很多好心人捐了款。孙文辉也保外就医。可这些跟红十字没关系,这个会一直没有出现,它天天要开太多的会。 至于后一种情况大家已很熟悉——每当出现大灾大难,这家会就会变幻成各种庄严宝相,一会儿是红总会,一会儿是红基会,一会儿是红博会,这么多会,因为它要收税。 我尝试给它一个准确定位:它是不干事的,却要垄断经营,全靠别人干活,还要提取固定回扣。它对下面态度恶劣,对豪客阿谀奉承,迎来送往,背景神秘。倘你敢说不字,它便告诉你别惹老娘,老娘上面有人……大家知道,这其实就是妈咪,所以红十字会其实就是夜总会。 这样说对小姐有些不公,因为小姐比他们高尚,小姐只卖自己不卖国有资产。很多朋友看过一个帖子:汶川地震那年深圳有一些小姐捐了一百万,央视晚会上那十几个亿就有她们的一份子,可是没报纸敢登她们的名字,因为这钱来得不干净。但小姐可比央视干净得多呢…… 有人说这是谣言,这是一个永远证不了真也证不了伪的事情,不妨认为这属于反抗不了妈咪的情况下,大家寄托的一种哀思。 红十会不要怪我用妈咪、夜总会这么庸俗的字眼,我也有一个庸俗的故事:今年年初,修女吴丽莎从玉树震区发帖说,那里有几十个老人没奶喝也没保暖设备。作家李西闽和陈岚联络我一起弄点钱,大家很热血,徐小平捐了六万,陈坤也捐了不少,张小波还把两万当成一万来捐了,一两天下来就二十多万……我们忽然有些害怕,因为没通过红十会,从法律来讲,这属于非法集资。那时,大家脑海里不约而同浮现出八个大字:“法风恢恢,疏而不漏”。这件事尾巴挺尴尬,大家不甘心把这钱交给红十会,那样老人们喝不到牛奶,倒可能成了红十会的奶牛。所以至今还有一笔钱还是以私人借款名义挂在账面上的,等到明年再给老人买牛奶。 别怪我庸俗,这样一个慈善体系下,你们是有牌照的妈咪,下面是坐台的小姐,而私下捐钱的我们是站街打游击的暗娼。我们三位一体了。满意了吧。 凡有人群之处必有爱心,可在中国没有可信渠道,偶尔做点好事也做贼心虚的样子。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商业活动,想捐十万元给那个被判死刑的小贩夏俊峰的儿子,好让他学画画。可钱怎么交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分期付款,有占利息之嫌,交给中间机构,就怕这机构忽然不见了。直接交给夏妻,她还得交付不菲的个人所得税。纠结很久,最后还是代交了税把钱转给她。可这很不合理,为什么捐给红十会可以免税,点对点捐就不能免税。垄断了慈善渠道的红十会,居然连免税权都垄断……忍不住就又往俗了想,这故事便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站街女做善事也必须给妈咪交爱心税。 郭美美不只是一个炫富女的故事,更是一个国家信用破产的故事。这些年人民对政府的容忍底线一直在退,现在退到了连慈善机构都可以成为超级赢利机构。刚知道红十会享受部级待遇且是拿着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你拿着纳税人的钱还开着夜总会,还要收站街女的保护费,并且还要挂着钦赐贞节牌坊让人膜跪。 这就太脏了。 我们的央企是可以不赢利的,红十会却一定要赢利,说不定哪天红十会就A股上市了。前两天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吸金机构居然说“红十会任务繁重,人员和资金明显不足”,我认为这是个病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也有一个病句,早年写足球时,我常写世界上有两种足球:足球,和中国足球。后来发现其实世界上也有两种红十会,红十会,和中国红十会。我们知道,中国红十会并不属于世界红十字系列,别人不承认,我们根本也不屑加入。 所以感谢郭美美,她一下子让全世界都明白中国红十会是什么底色。小时候看电影,常见红十字救护队在隆隆炮火中向交战双方大喊“别开枪,这里是红十字救护队”,炮火便会停止。以后不一样了,交战时谁敢打一杆“中国红十字会”大旗,肯定成了敌我双方共同的靶子,因为它等于在说:来啊,这旗下有贪官啊。于是轰隆隆,轰隆隆…… 综上所述,郭美美其实是一个奇女子,那天,她小宇宙爆发,轻点微博发送键,就点曝了一个国家慈善的马甲。 她,其实是一个功臣。 (原文 29/06/2011,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朱韵和
5个月前
吴仁华: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六四事件时担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2009年5月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其中提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共党组书记的谭云鹤告诉他,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14人。谭云鹤同时说,所有死亡的军警、民众的遗体均亲自检验过。谭云鹤的 说法验证了笔者关于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笔者所列的15名死亡军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于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镇压无关,即与六四事件无关,因此,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死亡军警应该是14人。在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与六四事件无关,但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军人,还有多人。笔者之所以将王景生列入这份死亡名单,是因为王景生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广为人知。 这15名死亡的军警是: 1)刘国庚,陆军第63集团军直属通信团第2营第4连第1排少尉排长; 2)王其富,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营部无线电通信班班長; 3)李强,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1班士兵; 4)杜怀庆,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3班士兵; 5)李栋国,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副班长; 6)王小兵,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2连第4班士兵; 7)徐如军,陆军第38集团军直属炮兵旅第5营第3连有线通信班班长; 8)崔国政,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步兵第347团炮兵营榴彈炮2连士兵; 9)马国选,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27师炮兵团第2营第6连代理排长; 10)王锦伟,陆军第54集团军步兵第162师步兵第486团后勤处中尉战勤参谋; 11)李国瑞,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2支队第1大队通信班士兵; 12)刘艳坡,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第1支队第1大队第1中队士兵; 13)于荣禄,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少校军衔; 14)臧立杰,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5师步兵第345团第3营第7连士兵; 15)王景生,陆军第24集团军步兵第70师步兵第210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 上述15名军警的死亡情况各不相同,并非全部死于所谓的“暴徒”之手。 情况之一:1989年年7月4日,王景生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尸体解剖资料上明确写着:“因劳累过度,生活无规律,严重营养不良,引发急性非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并发性心内膜炎、心包炎。心包积液达100毫升。” 情况之二: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乘坐同一辆军用卡车,紧急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路口拐弯时造成翻车,油箱爆炸起火,由于满载防暴器材,导致王其富等六人被困在车厢中无法脱身而被烧死。 情况之三:1989年6月4日凌晨,于荣禄随军向天安门广场挺进,途中部队受阻,作为宣传干事的他立功心切,急于要拍摄解放军戒严部队清场行动的照片,不顾劝阻,独自身穿便装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中弹受伤,被民众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于荣禄属于陈希同专题报告中所说的“误伤”,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枪下。 从军警死亡15人的情况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当时的北京并不存在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在军队开枪杀人之后,民众虽然非常愤怒,但绝大多数只是以呼喊抗议口号、痛骂来表达,少部分以石头、砖块、木棍发泄愤怒,也是有限度的,否则,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死亡的军警绝对不止15人。众多的军警因为受阻或失散,陷入围堵的人海之中,但并没有因此丧生。 例如,1989年6月4日凌晨2点钟,步兵第58师步兵第173团的880名官兵在北京市崇文区天坛公园东门外,被民众分割成三截,其中300名官兵被6万多名群众挤压在道路旁的铁栏杆和天坛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官兵们饥饿,干渴,疲惫不堪。团长陈荣富手拿半导体喇叭,呼吁民众予以帮助。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人送来了汽水、点心,一家姓刘的个体户父子俩送来了一筐苹果和香蕉。一位中年妇女为腿部负伤的团参谋长张秋林清理创口,杀菌消毒。民众并将该团在进军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治疗。 当时北京的普遍情况就是这样,只要部队停止前进,不去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民众就以友善的态度和行动待之,不仅不予以为难,而且予以优待。 第二,这15名军警都死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钟以后,也就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时间顺序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在先,民众抗暴在后;就因果关系而言,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是因,民众抗暴是果。 这15名军警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如下: 陆军第63集团军排长刘国庚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东约150米处。 陆军第38集团军6名士兵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10分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上往西延长线上的翠微路路口。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崔国政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40分左右,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崇文门过街天桥(位于北京市崇文区)附近。 陆军第54集团军代理排长马国选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左右在北京市宣武区的菜市口附近身负重伤,被送往武装警察部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54集团军中尉参谋王锦伟死于1989年6月4日淩晨4点30分,地点在北京市宣武区的南新华街。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李国瑞于1989年6月4日淩晨5点钟许在北京市西城区的阜成门立交桥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武警部队北京市总队士兵刘艳坡于1989年6月4日淩晨1点钟许在西长安街上的西单路口身负重伤,被送往北京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陆军第39集团军少校干事于荣禄死于1989年6月4日2点钟左右,死亡地点不详。 陆军第39集团军士兵臧立杰于1989年6月7日与同伴乘坐军车路过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时,被从外交公寓里射出的子弹击中面部,当场身亡。 陆军第24集团军排长王景生于1989年年7月4日在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