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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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月前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作者：孙言诚

#文革 #红卫兵 #谢富治讲话 #公安局 #四类分子

9个月前

“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 “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作者：孙言诚

#红色恐怖 #黑五类 #打杀 #昌平县 #大兴县 #谢富治

9个月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作者：孙言诚

#红八月 #红卫兵 #紧急呼吁书 #康生 #王任重 #周恩来 #江青 #毛泽东

9个月前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份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仅河南有，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极大多数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的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亩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分，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的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12岁的女孩投井自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高耀洁：蒋公预言成事实分老婆分闺女禽兽横行

#土改 #婚姻分配 #农会干部

9个月前

高耀洁：先总统蒋公于1930年就预言“唯物主义将使中国进入禽兽之域”。我们很不幸看到自1949年以来，蒋公的预言就成了事实。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外部世界闭关锁国，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作为一个经济来源。 1950年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并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杓，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那时我也见过“望蒋杆”，当时吓得我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蒋公预言成事实分老婆分闺女禽兽横行

#历史 #蒋中正 #土地改革 #中共 #经济政策

9个月前

陈云遗言:重要信息陈云对宋平、薄一波说：近几年来，农村动乱、请愿事件不少，这是不稳定的情况。解放快46年了，我们还不能做到让人民都吃饱穿暖，我们共产党是有责任的。陈云还向江泽民、宋平着重交代：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以保证政令畅通……损害中央领导权威的，都要受到批评；影响大的，必须从组织上解决，不要姑息。陈云清晰透露六四开枪的“最后下决心者”：—— 对于策划推翻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暴乱，对于由外界敌对势力作后台唆使、支持的反革命动乱，今后如发生，必须果断、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镇压暴乱是完全必要的。当时我们老同志还是完全一致支持小平同志的决定。 1990年代前期农村的动荡、中南海政令有所失通、邓小平对“六四”的责任，一斑窥豹，一叶知秋矣。“六四”之功，中共高层无争无夺，一直无人领受。1995年，总政收缴《戒严一日》，不愿为历史留下“自供”铁证。到底是不光彩的活儿，谁都往后缩。这段陈云遗言，则为历史清晰留证。 ---从《陈云遗言》看赤疮作者：裴毅然

#农村动乱 #请愿事件 #人民生活水平 #中央权威 #政令畅通 #中央领导权威 #六四事件 #暴乱

9个月前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 “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为文革安排身后事许世友不买账作者：孙言诚

#文革 #毛泽东 #许世友 #南京军区 #张春桥

9个月前

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循循善诱，耳提面命。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不知毛是什么意思，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阄，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行文至此，不由得想到，1966年林彪接班时，毛泽东也让他读古书，读的是《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曹起兵初期的战役，擒吕布、破袁绍、征袁尚，端赖郭嘉。可惜郭嘉英年早逝，他死时曹操对群臣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郭嘉号)最少。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赤壁战败，曹操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毛让林读《郭嘉传》，流露出他对林多谋善断的赞赏，和对林多病之躯的担心。短短五六年时间，毛泽东从选郭嘉到选刘盆子，心理上该有多么巨大的落差。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竟丢下病人，偷偷熘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悲惨多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作者：孙言诚

#十年动乱 #王洪文 #毛泽东 #接班人 #文革 #张勋复辟

9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作者：孙言诚

#林彪事件 #毛泽东接班人 #王洪文 #文革历史 #张春桥

9个月前

1974年，乘搭火车群众在车上开展「批林批孔」活动。摄影：李振盛

#1974年 #火车 #群众运动 #批林批孔 #中国历史

9个月前

1944年12月5日，这是一位重装在身的年仅10岁的隶属于新6军的中国少年兵。正在准备从缅甸密支那乘运输机回国。参加中国对日本军队的最后一次大会战，芷江大会战。美军通信兵拍摄。 A Chinese Nationalist soldier, age 10, from the Chinese Army in India waiting to board a plane in Burma, May 1944---US Army Signal Corps

#中国少年兵 #抗日战争 #芷江大会战 #缅甸密支那 #新6军 #历史照片

9个月前

1970年5月，华国锋前往土家族聚居的洛塔公社进行调研，在天坑堵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同工人和技术干部的合影。

#华国锋 #土家族 #洛塔公社 #天坑堵 #水利工程 #1970年 #工人 #技术干部 #调研

9个月前

陈云遗言:“主义”治国陈云对彭真说：我们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等方面是脱节了。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大的错误和教训。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如果我们在今后若干年内对这些方面的教育不抓好，不摆正位置，我们的建设事业、国家持久稳定都会受到严重挫折，整个党的事业和国家前途都有夭折的危险。这段话清晰暴露“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赤伤根源——以“主义”治国、以“理想”治国。他们寄望用红色教育改变国人的价值标准，似乎只要抓了红色教育，就能改变本私人性，变“利益优先”的自然序列为“主义第一”、“集体第一”。可见，中国共运从一开始就被领歪，成了唐吉诃德式愚蠢的“与风车作战”。红色教旨并非尊重人性，并非以人民之是为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而是以红色“主义”为标准，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要人民全心全意为“主义”服务。从历史理性的价值顺序上，当代文明政治当然民众选票第一，因为选票表示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政治人物只能顺应民众的利益诉求，怎么可以用自己的“主义”去强行规范民众？这不是标准的价值倒置么？ ---从《陈云遗言》看赤疮作者：裴毅然

#陈云 #四项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教育 #国家稳定 #无产阶级革命 #党和国家前途

9个月前

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失落的一代》书提供了一系列数据：八十万知青被永远留在“广阔天地”。一九八○年仍有十五点五万知青下乡、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四十三万。得到下乡豁免权中，干部子弟百分之四十二，工人出身百分之三十一，普通家庭百分之四，出身不佳百分之一。文革十年，大学生减少一百多万，技校生减少二百多万，整个中学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高中。为安置知青，国家投资每人五百，农村插队每人一百七十八到三百零三，农场每人六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一十九。内蒙昭盟送知青下乡人均每年一千元，相当于中级干部年收入，但知青却根本做不到自给。四川某农场安置一名知青需一千九百元，而安置在社队工厂一千三百元，进乡镇企业仅需五百元，知青下乡成了比办厂还昂贵的事儿。还买来四个不满意，引发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中共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据港府统计，仅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至少十万大陆青年逃港。真是何苦来哉？！《失》书分析深刻，言大陆学人所不敢言：毛也善于耍弄阴谋诡计，在发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就暴露无遗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识形态是他主要的政治赌注。假如中共政府变成一个注重经济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会失去他实际权力的一部分。（页25）狠狠“运动”自己及周围的一切，乃是极权主义者紧紧攫权必须乘坐的大车。（页22～23）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毫不犹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强加于民的思想说出来。（页223）绝大多数大陆学人莫要说“不敢放肆”，就算拎着胆子说出来，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为你提供平台。我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命运犹如一飘飞叶。一千八百万知青、被呼“万岁”的人民，不过是毛泽东这些“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牺牲品与四个现代化废品，知青成傻青。文革后只有四十三万九千知青进入大学，进入“上层建筑”的知青总数不超过百万。十八分之一的成才率，既是一千八百万知青的个人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全社会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须任何文化知识的“世界尽头”，各行政机构充斥低能干部。意识形态的价值错位直接造成如此触目的贤愚倒置。随着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也被暴君彻底坐压。走向民主的五四回到原点。从五四走来的中共，竟托起毛泽东这位红色大帝，实在是全体中国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体耻辱。二十世纪中国人文知识份子的集体理性哪去了？文化的过滤功能哪去了？怎么会让封建专制如此整体还魂？难道一句“历史造成的”，能够避开文化追责吗？为什么会由我们东方人（包括东欧）为一项西方学说集体埋单？为什么我们对赤左谬说只能“实践而后知”？ ---一千八百万知青下乡罪魁祸首是谁？作者：裴毅然

#知青 #失落的一代 #文革 #上山下乡

9个月前

毛泽东像所有红色教主一样向往世界革命，追求颠覆全球秩序，矗立自己伟大的“创世纪”形象。毛25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毛泽东最大愿望就是成为史达林那样的人物——“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 1956年初，毛泽东向新华社发出豪语：“把地球管起来！”1958年8月，毛再发壮声：“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正在这种红色上帝的豪迈感觉下，大跃进饥荒悄然逼近，1959～1961年，大陆至少饿死4100余万国人。赫鲁雪夫觉察到毛的“宏大气魄”—— 至少在我认识他（按：毛泽东）的时候，他爆发出了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 ---罪酋毛泽东作者：裴毅然

#毛泽东 #世界革命 #全球秩序 #红色教主 #大跃进 #地球管理

9个月前

我们实行的就是“愚民政策” 1956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承认：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我们执行的就是愚民政策。 1957年，安娜•路易士•斯特朗出版《史达林时代》（1957-4），中共限阅11级以上高干。新华社早就对西方资讯设置风火墙，1950年代中共“曾有几度对西方新闻采取一条不用的政策”。1957年5月毛共假惺惺鼓励“鸣放”，新华社两条硬规定：一、大字报一律贴在院内，不许外传；二、党团员“鸣放”如泄密，个人负责。但新华社的“鸣放”中，还是出现呼吁新闻自由、揭露特权奢侈……新华社“右派”约50%党员，加上团员占3/4。摆事实是讲道理的前提，不承认事实，只承认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事实，强迫国人接受制作的“真实”，还真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让你从头到尾只接受“红色资讯”，没了不同声音，你的逻辑也就只能被领着走，可省却后面麻烦的“辟谣”——清洗你脑中来自海外的不同资讯。 ---中共致命软肋——“真实” 作者：裴毅然

#愚民政策 #毛泽东 #专制主义 #中共历史 #1956年 #政治宣传

9个月前

“打倒毛主席” 文革时期，各种标语口号在中国四处流行，最常见的格式就是“打倒×××”，不过谁也没料到，当年晚春的一个下午，一条类似的标语，惊动了无数人。那天傍晚，我和三五位同学放学后，走在回家的山路上，突然，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指着一块石头大喊： “看，这里写了什么！” 我们循声望去，只见那块天然的石灰石上，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五个字： “打倒毛主席！！！” 我和一些小一点的同学没觉察出异样，但那个高年级的同学似乎特别敏感，他说了一声：“不好！有现行反革命！”说完，把书包一摔，飞奔而去。没觉得有啥了不得的我和其他同学，坦然回到了家中。但大约晚上九、十点左右，村子里突然涌进了大队人马。那时，村里还没通电，二三十个人，每人打一只手电，惹得村里所有的狗一顿狂吠，整个村子里也顿时紧张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位高年级的同学发现山石上的那条标语后，立即跑到大队（村）书记家里报案去了。大队书记不敢怠慢，一边组织人连夜保护现场，一边跑到公社报案，公社书记立即电话转报县革委会（那时替代“县政府”的一个机构），县里当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派出大批人员赶赴我村。专案组人员到来后，首先召集全村人紧急开会，宣布标语事件是“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我至今记得，县里那个官员模样的人，叉着腰对大家说，“这是反革命的猖狂进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现在这件事省里领导也知道了，限期破案。” 也是从当晚开始，全村每个人都成为了嫌疑人，都被叫去问话、审查。连续七八天，村里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但就是没找出是谁写的。期间，有个村民斗胆向专案组的人提议：“这个标语应该是乱写的，如果真的对毛主席有意见，他会写成‘毛泽东’，而不是写成毛主席，我觉得你们不要太认真了。”哪知这句话，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专案组立即进驻他家里，组织生产队社员批斗一番，吓得这个人再也不敢说什么。某天，突然有村民说，你们看那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肯定是小孩子搞的鬼名堂，不要总找大人问了。一语点醒梦中人，专案组成员转而把村小学每个学生的作业本都收缴上去，逐个比对字迹，仅仅花了两天，终于找到了“元凶”。原来，我校一个8岁的二年级孩子，因为经常看到很多标语上写着“打倒”，又觉得毛主席很神秘，那天无聊，就拿着捡来的半截粉笔，在回家路上写了“打倒毛主席”五个字。案子总算破了，8岁的孩子不懂事，确实无法追究责任，专案组的负责人，当着众村民的面，把这个孩子狠狠地扇了五六个耳光，然后摔在一边，并宣布“永远开除学籍”。然后，孩子的父亲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押到公社去了，后来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从那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就觉得，“毛主席”三个字太可怕，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惹，唯独不能惹“毛主席”。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陈杰人

#文革时期 #打倒毛主席 #标语口号

9个月前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过去在我们党内，确实是鲜见的。 ---李锐：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纪念胡耀邦

#胡耀邦 #反思 #中国改革 #民主化 #法治化 #知识分子 #反对个人崇拜

9个月前

1.1956年，劉少奇與胡耀邦（右）交談。 2.1984年9月30日，北京首都體育館迎來300位日本青年，圖為胡耀邦上台發表講話，並向現場1.8萬名與會者致意。 3.1986年10月，胡耀邦著手推進「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同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學潮，震驚中南海。圖為1987年1月6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右起習仲勳、趙紫陽、胡耀邦、聶榮臻、彭真、薄一波、萬里、楊尚昆。 4.1989年4月22日，中國黨政軍首腦在胡耀邦水晶棺前默哀。

#劉少奇 #胡耀邦 #北京首都體育館 #日本青年 #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 #八六學潮 #鄧小平 #中國政治 #中南海

9个月前

1969年4月至1972年，原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稻田插秧的胡耀邦。

#胡耀邦 #五七干校 #信阳 #文化大革命

9个月前

1945年4月，中国战场上的伤员。美军通信兵拍摄。

#中国战场 #1945年 #美军通信兵

9个月前

中国某地的一个美军B-25轰炸机场。图中的一个中国小男孩肩上挑着修筑机场的碎石和泥土(摄于抗战期间)

#抗战 #美军轰炸 #B-25 #中国男孩 #机场建设

9个月前

世界上最年轻的空降兵是16岁的二等兵潘诚德(音)，隶属于中国第一空降兵旅伞兵突击队。在中国昆明，潘诚德生平第一跳成功后，开心地笑开了。中国第一支伞兵部队是由美国战略情报部负责派出的教官训练的。摄影师：瑞克佐科斯基(Raczkowski)技术军士美军通信兵。华盛顿国防部公共关系局准予公开。

#空降兵 #中国军事 #昆明 #美军合作 #军事历史

9个月前

1944年11月9日暴雨冲毁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当一辆美军卡车深陷泥塘时，民工们奋力清除中国境内滇缅公路上一处边坡的土方。

#滇缅公路 #历史事件 #暴雨 #二战 #民工 #美军

9个月前

1969年的工厂标语：“向九大献礼”。

#九大 #工厂标语 #1969年 #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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