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 6月4日，跟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成都也开始了政府的镇压行动。武警总队于凌晨进入成都市中心。大约50名在那里的学生在上午七点半左右被清场，有两人在混战中死亡。其余的学生被带走了。据我所听到的，至少有三人在此过程中死亡，100人受伤——可能更多。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在接下来的一天左右，城市中心已经不受当局的控制。我看到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与示威者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有点让我意外的是，从一个习惯了身边的警察的高度武装的美国人看来，我没有看到成都的警察手中有枪。相反，他们使用警棍、盾牌和催泪瓦斯来攻击人群，并试图驱散他们。然而，这些战斗仍然造成了死伤。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以便前进；然后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带着恐慌的人群又往后退。不可避免的是，最前面的一些年轻人——示威者中几乎没有女性——在碰撞与混乱中跌倒。人群发生踩踏，警察趁机攻击他们。我看到很多人遭到殴打和被捕。我当时写到，“被殴打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人，而是那些在警察冲上前时，跑最慢的人。” 当人群再次冲上前的时候，有一些人被救了回来，他们被朋友或是好心人带回来，大多都流血了，甚至有的失去了意识，我都拍了照片。我想知道他们会被带去哪里，要怎样得到医疗救治。人群中有人说，他们不能去医院，因为警察会在那里抓他们。在整个动荡期间，我跟一些人交谈，他们认为民主仍将来临，或是说为之奋斗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学过中文，但我还是设法找到了能用英语交流的人。 17岁的邹毅（音）是成都七中的学生，他告诉我，“学生们希望我们的军队更强大，更美丽。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不是由一个人而是由人民统治。我认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在国家解放后，人民不敢说出他们的想法。” 一所中学的马老师说：“他们在战斗，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自由和民主。在北京，警察打了学生，同样，在成都，警察也打了学生。”他跟我解释，“大多数是学生，但也有许多市民。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进来，因为只有通过这条路，我们才能拥有一个自由而强大的国家。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 在街头，有时我靠近前方，近到足够清楚地看到当局和人群之间的拉锯战。这些天我吸入了大量的催泪瓦斯（我用一条湿围巾盖住鼻子和嘴巴，但眼睛只能露在外面）。我没有被催泪弹击中过，但冲在前面的人确实深受其害。还有的时候，我会走进已被人民接管的街道上的某座建筑里，做人们所说的示威游行的看客。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兴趣。 6月4日晚上，我写到： “尽管有催泪瓦斯的刺鼻气味，但在人群的外围却有一种节日的气氛。今天是星期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休息日，很多出行的人家都被困在市中心的僵局中。许多人似乎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把孩子高高举起好看得更清楚。年轻人在主干道上游行，自豪地展示战斗的纪念品。一个少年把一个未爆炸的催泪瓦斯罐晃来晃去，引来旁观者的好奇与惊讶。许多市民来这里不是为了战斗，而是看热闹，体验一下处于战斗前线的轻微危险所带来的刺激，偶尔催泪瓦斯的烟雾和每一次爆炸引起的人潮的惊恐逃窜，都会增加这种刺激感。但最前线的年轻人从未完全逃离，与警方保持大约50到100码的距离。下午4:20——警察设法把两辆公交车弄到广场上，似乎是作为他们在东翼的路障。下午4:40——更多的警察从西边进入广场。在南边通向广场的主道路上，有数以千计的人群，不过当时似乎只有大约300人处于严重危险中。在俯瞰交叉路口的平台上，就在城市中心的地标——毛泽东巨大雕像的凝视庇护下，站着数十人。他们就像检阅游行的元帅。在一幢尚未完工的建筑物的6楼，聚集在一起的旁观者对于这些“元帅”是谁，有着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一致认为的是，一些人是医务人员，一些人是党的领导人。不管怎样，当警察在下午4:55分把学生从广场赶走时，他们进了四川省展览馆。警察似乎暂时离开了广场，在侧翼最后一搏。那一刻，看不见警察，人群也变得稀疏。结束了？下午5:00——部队实际上依然还在附近，在广场两侧向后方移动。一片平静。然后部队再次出现在广场的周边，用几颗催泪弹控制了局面。” 某大学的孟姓工程师请求道：“请把这个消息告诉世界。我们的政府腐败。” 中医学院30岁的会计明心（音）解释说：“我们支持赵紫阳。如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最终肯定会获胜。我们不喜欢李鹏。赵说，他将结束腐败，不让他的儿子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子女牟利。” “自从1919年的学生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在说同样的话 ——唯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中国。在中国，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孩子，无论做错什么事，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说。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 一片困境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些对抗是激烈的、致命的、意义非凡的；而另一方面，它们只发生在一个巨大的大都市的中心。有一次，我想暂时远离所有的催泪瓦斯和行动，我去了城市的另一部分，去一家小商店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在忙着做他们生意，好像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事情很快传开了，但人们不知道被抓的学生被带去了哪里。有传言说抗议者被关押在某一个派出所里，于是一大群人聚集在外面。最后，人们确定学生根本就不在那里。然而，在愤怒中，人们放火烧了派出所。三辆消防车从夜色中开来，警声大作。人们的第一直觉是闪到一边给救火车让道。但随后，我可以看出人群又“改变了主意。”就好像在说，“等一下，我们故意放的火，所以我们不想让这辆消防车把它灭了。”于是人群包围了消防车，驱赶消防员，把消防车推翻，然后点燃了消防车。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我一路走回人民南路并向锦江边往南走时，似乎有数百人仍然逗留在各处，仍然有很多人喝着汽水和啤酒、吃着冰淇淋，聚集成群讨论当前的情况，一直到锦江宾馆都是这样。这是在凌晨1点45分之后了。” “泛光灯照射下的毛泽东雕像，随着烟雾弥漫在灯光照射的空间内，仿佛一个种怪异的象征，像看上去像陷入一片困境之中。” 几天后，19岁的成都大学学生陈静（音）告诉我，仅仅是他的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就有20名学生在6月4日和5日在与警方的混战中死去，大约有130人被抓。这些数字无法得到确认。一袋袋土豆在对峙的第二个晚上，我去了锦江宾馆。我天真地想，我也许可以拿到一份《人民日报》，得到一篇关于北京、成都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书面报道。当我在酒店时，发生大骚乱。保安人员将我们所有人推入酒店并锁上门。他们还锁住了通常一直开着的酒店大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每个人都到面向酒店正面房间的阳台上观看。一大群男人破门而入，挤满了底层。他们与保安人员对抗，并开始从酒店巨大的大堂窗户扔石头。他们拿来一张8x10的胶合板点燃，讽刺地是，那上面画着的是西藏的旅游广告，然后将它滑到酒店大门门缝下面。我们是否会被锁在一家着火的酒店里终结一生？我在酒店里疯狂地跑来跑去，想弄清楚如何逃生。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第二天，武装部队坐着卡车在市中心转圈，抗议活动就此结束。一切恢复正常，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我写下了我的经历，然后去了锦江宾馆的商务中心。我花了一大笔钱（可能是10美元）将文章传真给了《底特律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传真是否发成功了。但是《底特律新闻》在6月8日发表了我的报道，标题是《另一个遭受了死亡与混乱的城市》。正是通过这篇文章，我的家人发现我还活着。 ---ANDY LEVIN 图1：1989年春，学生和青年工人在成都天府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展开示威活动。6月4日，与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示威活动也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图2：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暴君，人民绝不原谅你”。图3：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与人民武警对峙。图4：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或是水泥块，警察把催泪弹投入人群进行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