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焉然：“飞虎队”传奇 被访谈人：宋书元，八九民运中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召集人 焉然：宋先生你好！1989 年北京民主运动中，曾出现一支市民摩托车队“飞虎队”，他们为广场学生传递物资和信息，向当局示威抗议，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威慑了当局，， 宋书元：1989 年的民主运动，最早由北京学生点燃，瞬间 席卷北京、波及全国，令世界瞩目。,至于提到的“飞虎队”，这是我当年的一大创意，为当初的运动增添了一笔光彩，当年摩托车队产生很大影响，振奋了市民，打击了当局，其灵活机动、快速反应，在拦截戒严部队、为运动传递信息、物资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惜当年没有关于摩托车队的完整录像保留下来。 焉然：你是怎么想起来策划摩托车队“飞虎队”的？ 宋书元：5 月中旬以后，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大批的市民去声援，我留意到大街小巷，尤其是广场上有不少人推着摩托车，有的摩托车还插着声援学生的标语小旗，因为广场人多，摩托车经常没法骑行，只能推着走。我差不多是北京第一批有摩托车的，一开始连牌照都不用上，就这么骑，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发觉这是个可观的收入来源，就统一要求摩托车办照，我也基本上是第一批有执照的。我看到广场上有人推着摩托车，就想若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声势一定不小。一开始我想过在广场合适位置贴大字报，公开召集，我跟单位里一个要好的哥们商量了下，他提醒我千万别搞，共产党一定会“秋后算帐”，会被抓进去的。因为我们都见识过文革的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整人手段有所领略。权衡以后，我就采取口头通知的办法，在广场上招呼一些有摩托车的人第二天到大北窑立交桥附近集中，那里道路比较开阔、醒目，大家去了那儿相互容易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大北窑立交桥那儿等。因为时间隔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我记得我通知了有二十来人，但等了很久，看到有游行队伍经过，人也很多，可就是一辆摩托车也没有。我有点失望，后来想可能是我在广场上通知的那些车主，担心我是公安的人下套吧？所以都没来。那天天气非常热，我等得久了，感觉口渴，就到桥附近一个朋友工作的公司里喝点饮料。这时候我看到有一辆紫色的大概是“黄河”牌的摩托车过来，当时北京城里人很少用那样的摩托车，可能是京郊农民用来跑点小运输的。摩托车上坐着俩人，前面一个戴着头盔，后面带的那个人打扮很独特，他头上戴着唱京戏县官戴的那种帽子，帽翅上一左一右一边写个“李”字，另一边写个“鹏”字，还画着叉叉。我精神一振！感觉找到了同道，就赶紧过去招呼他们，让他们跟着我走，路上看见摩托车就招呼到一起。这样我们骑着车经过游行队伍时，在街上看见有摩托车就招呼：“跟上！”一路经过东单、王府井，等到达广场时已经有七、八十辆，群众夹道欢迎，鼓掌喝彩说：“好样的！”我们又围着广场绕行两圈，队伍滚雪球样越来越壮大，两圈以后汇集的摩托车就有两百辆以上。 焉然：你们车队最早集合，是在戒严令颁布之前吗？ 宋书元：应该是在戒严令之后，我记得学生绝食已经结束，戒严令已经颁布了。 宋书元：北京戒严以后，老百姓出来的反而更多，大家都不怕他们，互相转告着“大兵进城了”，“鬼子进城了”，纷纷要去“保护学生”，当时绝大多数北京人视李鹏政府为伪政府，认为戒严令应该撤消，为学生运动正名。记得头一天我们聚集时，在刘家窑附近，就有好多警察，一开始拦住我们，但经过沟通后警察就放行了。其实那时候很多警察内心也同情、支持学生。那天晚上，突然说六里桥有戒严部队，摩托车就从不同的方向都往那边急行，速度非常快。市民说广场需要水，需要食物。北京市民真是好！就把这些东西，还有自家的毛毯什么的，挂在我们摩托车上，托我们给学生送去。也有人干脆就上了摩托车后坐，一起去广场支持学生。你能想象平时会发生这种场景吗？学运期间，北京老百姓人与人、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拉得非常近，连素不相识的人彼此都成了兄弟姐妹。当时北京根本没有“暴乱”发生，社会秩序良好，连小偷都罢偷。 我们就这么来回传递物资、信息，一夜下来，脸被烟熏黑了，眼睛是红的，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回去休息一下，第二天黄昏我再去广场时，看到很多摩托车已经打着油门准备再次出发了。我们的摩托车队接连几天都以同样的方式在街头、广场会合。为避免给当局抓住把柄秋后算帐，我叮嘱大家戴好头盔，把自己的车牌号遮起来。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的车队有几百辆，路上碰上另一个摩托车队，他们的车更多！两方面会合起来差不多有上千辆了。我们的车队从立交桥下来，或上去时，就跟岩浆似的，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很有气势。大家中速行驶，道路宽窄变化时，车队队形自动调整，没有出过车祸。有一次，在一个很窄的路段，只能一辆一辆车通过，我们就从前往后报数，报到我时已经是 670 多，后面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我估计加起来也有上千辆车。大家都感觉非常神圣、庄严，觉得自己参与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焉然：当时当局对你们的车队有什么反应？ 宋书元：我们车队组织起来时，第一天大概因为突然，当局没什么反应。后来的几天，当局也派了摩托车混入队伍，那些人用衣领遮掩着报话机，我有时听到他们用报话机联系，报些数字，估计是抄了些车牌号，事后根据这个追查抓人。我认为当时摩托车队起到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声援了学生，二是振奋了市民，三是威慑了当局。而且当时这种组织形式，风险小，效果好，但影响、震动很大。因为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严格地说我并不能算是组织者，车主之间很多互相不认识，就是路上碰到了，大家目标一致，都是声援学生，对政府表示抗议。对于当时出现这么一支队伍，当局大为震怒，动用喉舌报刊造谣污蔑，说我们是“社会渣滓”、“不良分子”。事后也抓了一些人，抓的主要是一些个体户，还有他们眼里所谓“有前科”、“二进宫”的，这些弱势群体。象我们这种有固定单位、国家干部身份的很少抓。即使有人被抓了，他们也审不出什么来，一般只是说我就是在路上碰到有车队就跟着走了，根本查不出谁是组织者。我当时在摩托车队里一般是走在队伍中间，行事比较低调，也不打头。我听说车主后来有被判三年几年的，有被劳教的，抓了的人摩托车被没收，具体有多少人，我不太清楚。 焉然：6 月 3 号晚上你还在广场吗？ 宋书元：6 月 3 号白天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因为头天晚上有大批部队着便衣进城，我在我家的东安门北街路段参与拦截了一队从北往南开来的上千人部队，这些人统一穿白衬衫、蓝裤、胶鞋，民众手拉手组成人墙，对这批便衣部队展开围堵，向那些年轻的“娃娃兵”们展开心理攻势：“你们大多数是农村兵，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政府官员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学生和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反腐败，使国更富、民更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养育你们的百姓呢？……”大家还唱起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后来在民众的劝阻下，官兵们态度平和、有序地退去了。我又跟着人群去了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体育场售票处便道，这里大批人群堵住另一支由东向西的大兵，他们着装与刚才那支部队相同，只是操一口浓浓的新疆普通话口音。由于人太多，越来越挤，我被挤压得胸口紧贴在一米多高的铁护栏上，几乎窒息。后来压力突然减弱，部队退去。人们议论着各种信息，如西边有乘车士兵化装记者撞死市民，前门地铁冒出大批士兵，今晚要注意空降部队等等……躁动不安使全城的市民、学生处于焦虑、亢奋之中。 3 号傍晚，我到达六部口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门口，这里聚集了上千民众。戒严部队下午投掷的瓦斯弹味儿还没有散去，经历瓦斯战的市民有声有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注意到对面的电报大楼西侧门外放置着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引起我的警觉，电报大楼从打地基到建成，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坐落在长安街紧邻中南海的电报大楼从未停止过业务，即使在唐山大地震时，其业务运行范围涵盖全国乃至世界，如此重要部门挂牌停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 当天正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匆忙为父亲祝寿后，将写好的家庭地址、电话、姓名放在西服兜里，以备不测。当时有我这样心理准备的人绝非我一个。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严家其先生主持的“民主大学”。在广场西北角巧遇欧美同学会的朋友牛先生，我们谈论了时局和事态，重点是今晚是否会开枪杀人。我的判断是，部队想用大棒刺刀近距离搏杀突破数百万市民筑成的道道防线，绝非易事！要杀出血路扫荡广场，只有真枪真炮。不幸我的判断很快应验了。 晚 11 点左右，广场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集中木棍，柳条帽……礼士路告急，请求市民支持……”就在这时，天安门西北角出现急促骑车而过的市民：“开枪杀人了！不是橡皮子弹！”并指着身上的血迹。顿时人们热血沸腾，大有献身时刻到来的气氛。我们一批群情激奋的市民顺西长安街方向奔去，当我们这群人接近西单路口时，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人们四下找寻可用的武器，撬便道的方形地砖，拆铸铁的花园栏杆，找附近的木棍等。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着用作路障的加长无轨车，相互连接，长度几乎横跨南北便道。这时枪声已经连成一片，犹如传统春节燃放的爆竹。从枪声判断，部队已冲过民族宫。突然，咚咚的撞击声使得路障——无轨车前后晃动，车顶上的人纷纷摔落。也不知是中枪还是因车不稳而跳下？很快消息传来，撞击车体的是装甲车，意图是撞开连接的无轨车路障，为紧跟其后的大兵开路，但数次撞击没能得手，便转向宣武门方向驶去，另一辆向北边西单商场方向驶去。后来有人证实，广场出现的装甲车，就是由西单驶过去的。震耳欲聋的枪声，已逼近西单路口。几辆长长的无轨车被激怒的市民点燃，一道长几十米，高十几米的火墻燃起。南北火墻的缺口处，冲过大批带着钢盔的士兵。砖头瓦块不堪一击，市民们只得咒骂着四处逃散。 我们一群人冒着由西单方向射来的密集子弹的疯狂扫射，快速穿越西单商场的横马路进入皮库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识者中弹倒下。随后看见进出的车上躺着死伤者，有一位胸口中弹的伤者鲜血湿透了上衣。又见一辆 130 型卡车从我们眼前驶过，车上有几位血淋淋的伤者。源源不断的轻重伤者被市民从枪弹横飞的险地抢救出来，人们用工地的手推车——很小的三角形斗车、自行车等，背着的，抬着的，总之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方式，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邮电医院和二龙路医院。大约是 4 日凌晨四点左右，天安门方向传来此起彼伏的枪声，我的心里发紧，估计广场也完了！ 我们踏着地上的血迹，走到大木仓与新皮库胡同夹角处，猛然听到有人喊：截住他！截住他！一位敦实，前额系着白布带的学生已跑到我眼前。我不知道哪来的邪劲，一把抓住他，顺势将他死死地顶在墻角边，他拼命地想要从我手中挣脱，并大喊：放开我！我要报仇！我的同学被他们打死了。 街口外的零星枪声不断，报仇无疑送死。我怎么可以袖手？一番折腾，总算是按住了他，在场的邻居送来糖水，他慢慢平静下来。20 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位有情有义的白面书生。 天亮以后我回到父母家里，院子里静得出奇。我看到父母在哭，妹妹在哭，妹妹身边几岁的孩子也用手在抹泪，见我进来，嘟囔着说：二舅，解放军杀人了，很多人！ 大约上午 9 点左右吧，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没有节目，屏幕上一片灰白。就在此刻，屏幕突然闪见一行手写的草字：“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几秒钟后消失，屏幕恢复一片灰白，虽然没有图像，却听到声音极低的京剧小常宝清唱，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唱段。电视台如此大胆的壮举，建国以来实属首见。遗憾的是，这位制作壮举的勇士何许人也，下场如何，至今仍是悬念。 我播通了附近邮电医院的电话，询问死伤人数，值班人员告知死亡 67 人，因该院人员不足，药品紧张，血源用尽，人满为患，不得已将后来的急救伤者推向其他医院。 下午，我同妻子回自己家去，途经西四北大医院，见到医院门口处贴出几名党员退党声明，再往东，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北门，长长高高的大红围墻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油炸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北海前门路边上有辆被烧焦的中型面包车，骑车者中不时有人面对中南海发出骂声。当我们走到我家附近的东安门北街时，扑面而来的场景是，路面几乎被砖头瓦片覆盖，各种路障横七竖八。我们所住的楼房对面，围墻上，是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弹孔。邻居看到我，兴奋地呼喊：“宋没死！宋没死！他们回来啦！”我两天两夜没喂的爱犬，隔着玻璃窗激动地狂吠。是的，我活着回来了。可此刻又有多少北京的市民、学生却永远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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