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1天前
为什么找结婚对象要看对方的家庭?因为爱情是浪漫而短暂的,而维持一段长久稳定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恋爱可以依赖感觉,但婚姻要面对的是生育、经济、赡养老人、子女教育、长期冲突与压力管理——这些问题中,至少90%都不是靠浪漫解决的,而是靠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被训练出来的家庭运行能力。所以,结婚对象要看家庭、看父母、看家族、看条件、看价值观,这不是功利,而是一种清醒的风险评估。 第一、要看对方父母对生育的态度,对下一代经济投入的观念,对如何照顾老人的理解;要看他们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以及这个家庭是否长期处于冲突、冷战或情绪失衡之中。因为这些家庭共识,未来都会直接进入你的婚姻生活。 第二、还要看家族历史。比如外公外婆是否离婚,婚姻是依靠浪漫还是稳定的生活态度维系;是否存在重男轻女、极端父权等价值倾向。这些并非细枝末节,而是一个家族长期形成的底层逻辑。 第三、要看他的父亲。父亲在家庭中承担了怎样的责任,作为丈夫是温和、平稳、冷静,还是逃避、强势、失控;要看他如何对待母亲,也要看母亲如何回应父亲。这是一个男人未来如何成为丈夫的现实样本。 第四、也要看他的母亲。是控制型母亲——意味着婚姻边界风险更高;还是牺牲型母亲——容易让儿子把被照顾视为理所当然。这些都会影响他对亲密关系和责任分配的理解。 第五、再看家庭条件。这里看的不是钱本身,而是生存策略:这个家庭如何面对资源的有限或富余,金钱是否被用作控制、羞辱、债务或道德绑架的工具。 第六、还要看家庭价值观。它是未来冲突最隐蔽、却杀伤力最大的源头,包括:家庭与个人的排序、牺牲是否被强制、长辈是否永远正确。 最后,看现在的家庭状态。重点不在于过往是否完美,而在于这个家庭有没有反思能力、调整能力和边界意识,是否在持续进化。 因为你嫁(娶)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人背后的整套家庭逻辑。
Morris
2天前
为什么中国人的反抗精神,都是集中在无法生存的基础上?例如:在历史,多数是吃不上饭后的农民起义。其实并非“中国人天生如此”,而是长期结构性条件塑造出来的结果。结构性塑造了,中国历史上普通人阶级的反抗,往往不是为了“权利升级”,而是为了“生存保底”。当“活不下去”成为普遍状态时,反抗才会以爆发性的形式出现。 第一、经济结构决定了“忍耐阈值” 小农经济:一旦断粮,就是绝路。中国长期是高度依赖土地的自给小农社会:农民几乎没有储蓄、社会保障、迁徙自由。一遇到:天灾、赋税加重、官吏盘剥、直接威胁生存。所以反抗往往出现在“吃不上饭”的阶段,而不是“权利被压缩”的阶段。相比之下:工商业社会是有缓冲的,城市化社会是有替代生存路径。 第二、政治结构:缺乏“中间抗争通道” 中国传统政治里,反抗是“断头路”。在传统中国,没有:合法的政党竞争、常态化的合法抗议、自治组织,官民之间几乎没有制度化缓冲层。 结果是:小不满则被压制,中等不满则被消化或分化,累积到极限,最后一次性爆炸。 这就造成一个特点:不反抗则忍到底,一反抗就是“活命式反抗”。 第四、文化因素:强调“忍”“稳”“不乱” 制度设计下的儒家伦理强化了“忍到极限”,儒家社会高度重视:忍、稳定、家族责任、不给集体添乱,很多人不是不知道不公,而是会想:“还能不能熬?”、“再忍一忍,会不会过去?”、“别连累家人”,这并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生存理性。 第五、为什么不像西方那样“提前反抗”? 西方的反抗,很多是“利益边际受损”,在欧洲、北美:市民阶层早、工会教会自治市多、有“合法对抗”的传统,所以常见的是:工资降则罢工、税高则抗议、法律不公则诉讼,而不是等到“饿死边缘”才行动。 本质差别不在“胆量”,而在社会结构是否给你留下回旋余地。 第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 农民起义之所以多,并不是他们“更暴躁”,而是他们最先被逼到绝境,城市精英有关系、有资源,商人可以转移,官僚可以自保,只有农民没有退路。所以你看到的历史,才会呈现为:“一旦反抗,必然是活不下去的时候。” 最后,不是“中国人只有饿急了才反抗”,而是“在缺乏制度化表达渠道的社会里,反抗被推迟到生存崩溃的那一刻。” 为什么有人希望继续压抑到极点,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其实,已经不是在讨论“敢不敢”,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的问题: 一个社会,是不是非要走到悬崖边,才允许有人喊停。 所以,你认为希望继续压抑到极点,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还是人希望立刻拿起镰刀和锄头,马上反抗?
Morris
2天前
作为创业者最应该掌握的五种核心能力:第一,系统性思维。什么是系统性思维?简单来说,就是能否看穿复杂现象背后的结构和逻辑,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信息上。举个例子,当大家听到某些公众人物之间发生冲突时,大多数人只会把它当成谈资或八卦;而具备系统性思维的人,会进一步分析:这背后涉及哪些利益结构、博弈关系和长期影响。系统性思维的核心,不是情绪反应,而是对“因果关系”和“整体结构”的理解。这种能力如何培养?本质上需要大量真实世界的观察——多接触不同的人、不同角色,理解人性和社会运行规律。 第二,创新能力。创新并不只是“灵感乍现”,而是解决问题方式的升级。过去,创新主要依赖人脑,从零到一往往需要强烈的个人灵感和状态调整;但在今天,创新越来越多地来自人脑与AI的协同。也就是说,创新不再只是单纯的个人天赋,而是你是否能善用AI作为工具,与人类判断力、审美和目标意识相结合,共同完成创造性工作。 第三,跨学科整合能力。未来,单一领域的“专才”面临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人只深耕某一个容易被技术替代的领域,一旦技术路径发生变化,原有积累可能迅速贬值。真正具备竞争力的人,往往能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连接起来:技术 + 内容、数据 +商业、工程 + 人文。这种跨学科整合能力,在高中和大学阶段尤为关键,它决定了你是否具备长期迁移和转型的能力。 第四,与AI协作的能力。关键问题不是“AI会不会取代你”,而是你是否能与AI形成协作关系。把AI当作工具、搭档甚至“扩展认知系统”,而不是对立面。理解它的能力边界、使用方式和优势,让它放大你的判断、效率和创造力,这将成为一项基础能力。 第五,全球视野。全球视野并不是简单的“出国”或“比较”,而是理解不同文化、制度和思维方式的能力。当你真正理解多元世界的运行逻辑之后,反而更容易形成稳定、清晰的自我认知。具备全球视野的人,能够在不同文化和体系中切换视角,从更高层次理解问题,而不是被单一经验所局限。
Morris
2天前
八十年经验的”老中医“也无法回答的50个问题: 1.中医的核心理论中,哪些概念是可被测量的? 2.“气”是否有明确的物理定义、单位和检测方法? 3.经络是否能被任何独立实验室稳定检测到? 4.阴阳五行是自然规律,还是哲学隐喻? 5.中医理论是否允许被证伪?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6.中医是否提出过明确、可检验的预测? 7.同一病人,不同中医给出不同诊断,哪一个是对的? 8.如果结论依赖“悟性”,它还能算知识吗? 9.中医是否有一套统一、标准化的理论公理体系? 10.若一个理论无法形式化表达,它如何进入科学讨论? 11.哪些中药或方剂通过了三期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12.若没有对照组,如何区分治疗效果与自然恢复? 13.中医治疗的失败率和不良反应率是多少? 14.有多少中医研究符合 CONSORT 或 GCP 标准? 15.安慰剂效应在中医疗效中占比多少? 16.中医是否系统性公布过“无效结果”? 17.如果疗效真实,为何难以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复现? 18.为什么疗效高度依赖“名医”,而非方法本身? 19.同一方剂,不同批次药材,疗效如何一致? 20.如果疗效无法稳定复现,凭什么推广给公众? 21.感冒等自限性疾病,如何证明不是“自己好”的? 22.若不治疗也会好,治疗的意义如何界定? 23.中医治好的病例中,有多少有未治疗对照? 24.慢性病的波动期,如何区分“回归均值效应”? 25.病情好转是否被系统量化,而非主观描述? 26.心理安慰与情绪改善是否被排除? 27.若病情恶化,是否也计入统计? 28.中医是否有明确的“无效判断标准”? 29.复发率是否长期追踪? 30.若治疗延误导致恶化,责任如何界定? 31.同一疾病,不同中医为何诊断完全不同? 32.如果诊断不一致,治疗依据是什么? 33.古籍理论互相矛盾时,如何取舍? 34.不同流派结论冲突时,谁来裁决? 35.理论更新是否基于实验,还是权威? 36.新发现若否定经典,是否被允许? 37.若理论正确,为何现代解剖学无法对应? 38.脏腑功能为何与实际器官功能不一致? 39.若理论可调整解释一切,是否已失去解释力? 40.内部无法自洽的体系,如何对外声称可靠? 41.中医是否系统性淘汰过无效疗法? 42.若无效,是否公开承认并停止使用? 43.误诊或延误治疗的真实统计数据在哪里? 44.对儿童、癌症患者使用未经验证疗法是否合伦理? 45.若有效,为什么现代医学不能直接吸收? 46.若不能被吸收,是否说明其缺乏可验证性? 47.为什么疗效常随宣传强度变化? 48.是否存在幸存者偏差? 49.若仅作为文化或安慰疗法,是否应明确标注? 50.如果你生死攸关,你愿意只靠中医吗?
Morris
2天前
中国的家长开始陆续觉醒!最近,一位中国家长因为公开表示“不让孩子继续在学校就读”,引发了激烈争论。评论区里最常见的声音只有一句话:“你这是违法了。”但这位家长并没有急着反驳,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一套制度本身正在系统性地伤害孩子,那它还配不配被称为“教育”? 第一、先把话说清楚:他否定的不是“学习”,而是“学校”。 这位家长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否定的是当下学校这种组织形态本身,而不是否定学习、知识或成长。 在他看来,今天的学校,已经不再是一个“教育机构”,而更像是一个:以管理为核心目标的管控系统,以服从、统一、效率为导向的筛选机制,以消耗儿童心理能量为代价的生产流程,学校存在的首要目的,已经不再是“让孩子成长”,而是维持自身运转、完成指标、避免责任。 第二、九年义务教育法,并没有赋予学校“天然正当性”。 很多人一提到“义务教育”,就默认一个前提:学校等于教育本身。但这是一个严重的逻辑偷换。《义务教育法》的立法初衷,从来不是要保护“学校”这个机构,而是为了防止家长剥夺孩子的受教育权利,逼迫其劳动、牟利。 在1986年,这种“保护只能通过学校实现”,是因为—— 当时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教育路径。但今天已经完全不同。当法律诞生的社会条件已经消失,却还要求所有孩子继续无条件服从同一种组织形态,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在家长,而在制度滞后。 第三、学校正在系统性地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这位家长之所以彻底否定学校价值,原因非常现实。他观察到,大量孩子在进入学校后出现高度一致的状态:精神萎靡、情绪压抑、表达能力退化,对世界和学习失去兴趣,孩子不是“学不会”,而是被长期置于一种低自由度、高控制、高比较、高惩罚的环境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的本能、好奇心、探索欲,都会被视为“问题”。这不是教育,这是 行为驯化。 四、学校不但伤害孩子,也在消耗成年人。 这位家长并不把矛头只指向学生。在他看来,学校体系里没有真正的赢家。老师被教学指标、升学率、考核机制压榨,管理者被制度和责任风险牵着走,家长被迫成为配合系统运转的“外包劳动力”。 整个系统的目标,不是“培养完整的人”,而是 维持一条看似稳定、实则高度僵化的流水线。在这种结构里,孩子只是一种被推进系统的“原材料”。 五、不上学,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拒绝继续伤害。 这位家长反复强调一点:如果学校真的能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他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动力把孩子带走。但现实是,他清楚地看到孩子在学校里 一天天失去生命力。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让孩子留在学校,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作为监护人,他选择承担一切后果,也要先终止伤害。 六、“不上学就是违法”,是对法律最粗暴的误用。 法律从来不是用来维护某种组织的权威感的。不上学,只是一个状态,是否“未履行义务教育”,必须有完整证据链,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是否真实发生”,而不是“人是否被关在某个场所”。 如果孩子在学校里 没有学到东西,反而受到持续伤害,那所谓的“合规在校”,本身就已经背离了法律精神。 七、这场争论的本质:学校是否仍值得被无条件服从。 这位家长最终抛出了一个很多人不敢正面回答的问题:当一个制度,无法保护孩子,无法激发学习,无法尊重个体,却要求所有人无条件服从那它的存在价值,到底是什么? 他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孩子离开学校”,而是整个社会已经习惯了把学校当成不可质疑的神圣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