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2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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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在中国历史各朝各代中,“基本盘”从来不缺,这几乎也是一种延续千年的现象。很多人常说一句话:“皇帝收拾的是有钱人,不是老百姓。”类似的话你一定听过。比如有人说,明朝收商税,是为了限制商人,与普通百姓无关。但真实情况,恰恰不是这样。 洪武二十一年,谢晋上书朱元璋,说了一件非常现实的问题:土地有肥沃的,也有贫瘠的;年景有好有坏,产量本来就不可能年年一样。但朝廷并不按实际情况征收,而是先定一个总税额——今年要收这么多,至于怎么收,由下面层层摊派。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丰年,官府说你收成好,要多交; 欠收之年,官府却说税额早已定下,该交多少还是多少。 不论百姓收成如何,朝廷的收入都不会减少。 所谓的“商税”,也并非只针对商人。茶叶、花椒、蚕丝等物,在产地刚生产出来就要交一次税;运输途中,每过一道关卡要再交一次;进入城镇停留、交易,还要再交。即便不远行,只在本地出售,同样要纳税。 除了农具和书籍等少数物品外,几乎所有商品都在征收范围之内。 这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层层加码的过路费,是面向全民的重复征税,而并非专门针对商人的制度。 谢晋指出,这种做法的后果非常明显:有人去世,有人逃亡,田地荒废,产量下降,但税额不变;负担只能由仍然留下的人继续承担。久而久之,便形成“田减而税不减”,百姓自然越来越困苦。 名义上,商税是三十分之一,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人真正核算商品价值或产量。官府追求的不是合理,而是确定——只要保证总额能够收上来即可。至于个体是否承受得住,并不在考虑之内。 原因其实很简单:按照实际产量征税,需要调查、核算和大量人力,行政成本太高;而定额摊派最省事,也最稳定。 谢晋提出的改革建议并不复杂——应当随产量征收,多退少补,让百姓不再被层层刁难。但这样的方案,对百姓有利,却不能保证朝廷收入的稳定,也无法降低管理成本。 因此,这样的建议注定难以被采纳。 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从来不是“只向富人征税”的理想,而是另一种更现实的逻辑:当制度首先追求财政稳定时,成本往往最终由最缺乏议价能力的人承担。 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不是税名叫什么,而是谁在为它付出代价。 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政策的名义往往指向少数人,而实际影响却层层向下传导。上层追求的是财政的确定性与治理的便利性,而底层承担的,则是不确定性的全部风险。当人们只记住“针对谁”的说法,却忽略“由谁承担成本”的现实时,制度运行的真实结果就很容易被遮蔽。
Morris
2周前
如今AI做视频越来越成熟,用AI创作视频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方向,原因并不在技术,而在于忽略了人性。观众观看内容时,其实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需求。 第一种,是对真实性的需求。观众希望看到真实的来源——真实的人、真实的情绪、真实的经历,以及一个可以被相信的世界。例如:真实经历分享、纪录片、街访、情感表达、职业经验、日常生活Vlog等。这类内容的价值,本质上来自“这件事真实发生在某个人身上”。观众产生共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一旦观众意识到内容是被生成或伪造的,信任感就会迅速消失。 第二种,是对幻想或妄想的需求。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内容并非现实,而是现实中无法发生、但人们希望看到的事物。例如科幻世界、灾难场景、角色或形象幻想、历史假设等。这类内容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真实,而在于想象力和视觉体验。它不受现实条件限制,可以低成本地实现过去难以完成的画面和设定,使想象被直观地呈现出来。 因此,真正的区别并不是“能不能使用AI”,而是观众期待的是什么。凡是观众寻求真实连接的内容,AI只能作为工具;凡是观众寻求现实之外体验的内容,AI越能成为主体,价值反而越大。很多AI视频之所以失败,并不是技术不够,而是方向错误——用AI去模拟真实,而不是去扩展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