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3天前
那些愚蠢的人是如何炼成的?他们也被成为“基本盘”,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一种被结构性塑造出来的状态。它来自长期的制度安排、文化驯化与权力关系,使人逐渐失去主体性:不判断、不质疑、不承担责任,只学会服从。在这种状态中,压迫被视为秩序,牺牲被解释为传统,“一直如此”本身就成了正当性。制度吞噬个体,强者消耗弱者,抽象的道德话语被用来掩盖具体的伤害。当生命被不断消耗时,许多人并不觉得这是错误的,反而会本能地维护这套逻辑。任何指出问题的人,都会被视为“破坏稳定”的敌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人们在观念上往往默认贵贱之分的存在。他们未必反对压迫本身,只是在意自己处于压迫链条的哪一层。不追求取消不公,而是渴望成为“地位稍高的被压迫者”,一个可以向下施压的人。当这种心态与情绪、仇恨或神话叙事结合时,个体很容易转化为暴民。暴民并不等同于反抗者,他们更像是被动员的执行者:替真正的权力行刑,却误以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 这类人格的典型特征包括:对强者极度顺从,对弱者极端苛刻;沉迷于虚构的荣耀与过去的想象;通过贬低他人、制造敌人来获得廉价的自尊;回避真实的压迫来源,只在安全对象身上释放攻击性。一个社会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失败者的存在,而是大量缺乏自我意识与道德边界的人。他们最熟练的生存策略,是把一切问题外包给“别人”:不是我的责任,都是某某人的错。 也正因为如此,即便时代不断更替,仍然会反复出现对权力的跪拜、对统治形式的浪漫化、对血统与身份的执迷。这些现象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主体性长期缺席后的自然回流。问题从来不只是过去的遗产,而是当下是否有人愿意真正承担“作为一个人去判断、去拒绝、去负责”的风险。
Morris
3天前
为什么很多人吵架没有结果,但时间过的很快?很多人之所以是非混乱,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道理,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用“是非”判断问题。在他们那里,对错完全取决于立场:有利于我的就是对的,不利于我的就是错的;跟我一边的是好人,不是一边的就是坏人。这个“我”可以随时扩张,从个人、家庭、群体,到民族、国家、阵营,于是评价不再针对行为本身,而只针对对象是谁。 当对错彻底服从立场时,是非本身就消失了,它只剩下为立场辩护的功能。同样的战争、侵略和屠杀,只要对象不同,就可以被给出完全相反的道德评价。这不是事实改变了,而是判断的出发点变成了“我站在哪一边”。在这种逻辑下,规则不再约束行为,而被用来指认敌人;共识不再存在,最终能裁决一切的,只剩下力量本身,于是社会自然滑向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 要打破这种循环,至少需要两件事。 第一,把对错从人和身份身上剥离出来,重新附着到规则和事实上:先看发生了什么,再看违反了什么标准,不论你是谁,规则都必须算数。否则,对错永远只是身份的附属品,道理也只会随立场来回切换。 第二,规则的目的不是为了帮谁赢,而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把输的人彻底碾碎。现代法治之所以取代复仇逻辑,正是因为它让人可以失败,却不被清算、灭绝和无限株连。战争罪、种族灭绝等红线之所以不看立场,并不是因为人类多么高尚,而是因为这是在无数次自我毁灭之后,勉强形成的最低限度的自保共识。共识一旦崩溃,文明就会退回到历史反复上演的暴力循环之中。
Morris
3天前
如果现在有人闯进你的家,坐在你的床上,做一件你完全无法接受的事情,你一定会立刻制止他。你会说:滚开,这是我的边界,这是违法的,你没有权利这样做。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许多同样明显错误、甚至带有侵犯性的事情,我们却常常没有说“不”? 在中国,这种现象尤为普遍。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软弱,而是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几乎不系统教授“个人边界”的社会结构中。从小到大,我们被反复要求:在家里要听话,在学校要服从,进入社会要懂事、要现实、要会忍。但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告诉过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的人格是有边界的,你有权拒绝任何侵犯。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集体、秩序、关系,长期被置于个体之上。“别顶嘴”“别惹事”“算了吧”“为了大局忍一忍”,成为一代又一代人默认的生存语言。结果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痛,而是我们对“人格平等”这件事本身是陌生的。 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城市,这种情况相对好一些?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更勇敢,而是因为流动性更高、关系更弱、契约和法律意识相对更强,人更早意识到:人不是可以被随意支配、随意侵犯的。所以在中国,当有人评价你“难管”“不好相处”“不懂事”,很多时候真正的含义是:你不再默认别人可以随意越过你的边界,你不好拿捏了。这并不是对抗,而是边界开始出现。 就像一个从小没被教过“锁门”的人。不是他愿意让人闯进来,而是他根本不知道:原来门是可以关的。你小时候不知道如何设立边界,长大后依然如此,并不是因为你弱,而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与社会化过程中,“你可以保护自己”这件事被长期忽略,甚至被压制。 当然,很多时候,人们并非不知道边界,而是清楚说“不”会带来现实代价:权力不对等、关系压力、制度保护不足,让“拒绝”变成一件需要付出成本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边界本身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当我们不知道边界在哪里,这个世界就会不断试探、不断推进,直到吞噬你。 真正的改变,首先必须从意识开始。当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是明确不允许的,哪些对待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制度、规则与社会秩序才有可能被推动,而不是只靠个人忍耐维持。没有任何人,有权利侵犯你。你需要像守护自己的房间一样,去守护你的人格、你的自尊。 在一个长期忽视个体的社会里,学会设立边界,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你并不是软弱。你只是出生在一个,从来没有认真教过人“你是有边界的”的环境里。
Morris
3天前
我以前考试一直抄同桌的,同桌也从来没说什么——毕竟对他成绩没什么影响。结果成绩一出来,我就开始到处炫耀,说自己成绩遥遥领先,还顺带感慨一句:“你看我同桌,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毕竟我在上坡,我进步飞快,我还会弯道超车,很快就要全面超过他,将来直接清场,遥遥领先。” 同桌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郁闷。于是下一次考试,他终于忍无可忍,用手把卷子捂住了,不让我抄。 我当场就不乐意了,义正辞严地指责他:“你这种行为属于恶意卡脖子行为!你以为不让我抄,就能阻止我成长吗?恰恰相反,这只会逼我自我突破,取得更大的成就!” 随后我发奋图强,靠着“自主努力”,果然又考出了不错的成绩,照样考上了世界名校——南翔技校。事实再次证明:我不抄,是我自己的事;我抄,也是我自己的事;但你,没资格干涉。 我甚至反过来嘲笑同桌:“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给我抄,受损的只会是你自己。” 与此同时,我开始主动和那些鼻涕横流、脏兮兮的差生混在一起,把原本从同桌那里抄来的好东西,转手全送给他们。差生们一开始感恩戴德,天天围着我转;可哪天我不再给了,他们立刻翻脸,连我也不带着玩了。 而那个同桌呢?虽然德才兼优,但他不被我“团结”;那个同桌明明早就吃过亏,如今却还执迷不悟地设起防来,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你思想封闭、毫无反思。人类命运应该是共同体。” 最后,我站在自己造的舞台中央,志得意满地宣布:南翔技校,遥遥领先。
Morris
4天前
讲一个关于婚姻的故事:一个女人离过两次婚,每次离婚的原因,都是因为无法忍受严重的家暴。第二次离婚后,她觉得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然而,这时出现了一个温柔而真诚的男人,他认真地追求她。她被感动了,于是两人结婚了。朋友们都为她高兴,认为她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结婚第二周,她又受了伤。朋友们赶到她家,纷纷责问丈夫,质问他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她。然而,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朋友经过仔细盘问后,揭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两人因一件琐事争吵,越吵越激烈。女人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你是不是想打我?打呀!不打你就不是男人!”丈夫起初很平静地回答:“今天只是吵架,我平时从不这样,怎么可能打你呢?”然而,女人不断重复挑衅,丈夫的情绪最终失控,脑中一片空白,挥出了一拳。 这件事反映出,这位女士在潜意识中可能在一再“召唤悲剧”。尽管她表面上追求幸福,但潜意识里却在验证自己的信念:男人终究会施暴。这种潜意识模式促使她的行为和言语激发了丈夫的攻击性。被打后,她虽然痛苦,但潜意识可能获得了一种自恋式的满足——她的信念再次得到验证:“男人不可信。” 这提醒我们,追求幸福并非总是本能。很多时候,人们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验证自己对世界的判断。消极的潜意识会以各种方式引导命运,使个人不断“演绎悲剧”。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投资和生活。世界本质上是复杂而混沌的。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你潜意识里认为市场是有价值的,它就会呈现出价值;如果你认为它只是赌博,它就会像赌场一样吞噬你。大多数人潜意识中不相信自己能赚钱,因此在行为上会表现出种种导致亏损的特征,即使偶尔赚钱,也会感到虚幻和不真实。 我们的世界看似物质和理性,但决定命运的真正因素往往在内部。人类的行为和人生路径,深受潜意识的驱动。潜意识构建了无形的屏障,限制了自由意志。人本可以实现自己想做的一切,但常常被自己的大脑束缚。 正如我初中时看到的一句诗:鸟儿拥有整片天空,却仍徘徊在小范围内。鸟儿被基因驱动,而人类可以觉察自己的潜意识,识别那些莫名的心理模式,进而逐渐超越它们,重新书写自己的命运。
Morris
4天前
为什么「靠自律」反而容易失败?很多人把失败归结为一句话:我不够自律。但真正的问题,几乎从来不在自律本身。 第一、自律并不是失败的原因,反馈机制才是。 人不是靠意志长期行动的动物,而是靠反馈系统行动的。当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比如:每天读书1小时,每天运动1小时,这个目标本身就隐含了一个前提:只有做到足够多,才算成功。于是,从第一天开始,你的大脑就在进行一种判断:做到了勉强合格,做不到失败,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并不能稳定做到。于是出现第一个关键节点:第一次没做到。这一次失败,并不是简单的今天没完成,而是向大脑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件事很难、很痛苦、我不擅长。这就是第一次负反馈。 第二、负反馈会自动放大,而不是消失。 负反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特点:它是可以累积的。第一天很痛苦留下记忆,第二天再做需要面对任务+痛苦记忆,第三天没完成负反馈叠加,第四天开始逃避,到最后,大脑不是在抗拒读书或运动,而是在抗拒那种失败和痛苦的感觉。于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一旦中断,重新开始的难度会指数级上升。这不是你变懒了,而是你的大脑在主动保护你远离负反馈源。 三、自律之所以不靠谱,是因为它忽略了人性。 靠自律坚持这套逻辑,本质上是:用意志力,对抗大脑的反馈机制。但问题是:意志力是消耗品,反馈机制是自动运行的,所以结果几乎注定:意志力一定会输给反馈系统。这就是为什么:目标越宏大,越容易半途而废,要求越严格,越容易彻底放弃,那什么样的机制,才真正能让人长期行动?答案不是更强的自律,而是正反馈的设计。 四、正反馈的本质:让成功变得毫不费力。 正反馈不是奖励自己,而是改变成功的判定标准。关键只有一句话:让成功变得极其容易发生。比如,不再定义成功为:读1小时书,运动1小时,而是重新定义为:把书打开,穿上运动鞋,走到楼下,只要发生了这个行为,今天就已经成功了。 五、为什么开始一下会改变一切? 因为它同时解决了三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失败,成功概率接近100%,负反馈无从产生。立即产生正反馈,大脑得到的信息是:我完成了,我做到了。不触发痛苦阈值,行为在无压力区完成,大脑不会抗拒。只要你每天都能完成,正反馈就会持续累积。 六、习惯不是被坚持出来的,而是被骗出来的。 当你连续多天完成一个极小目标时,大脑会开始悄悄修正认知:原来我能做到,这件事好像没那么难,我可能是个会坚持的人,这时,行为会自然延长:不是因为你强迫自己,而是因为阻力消失了。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常见结果:一开始只做1分钟,后来却能自然做到30分钟。 七、真正长期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原则。 不是逼自己坚持,而是让自己每天都赢一次。赢在开始,赢在完成,赢在不痛苦,当你每天都在赢,行动就不再需要自律,它会自动发生。
Morris
4天前
高段位之人的八个核心特质: 第一,稳:情绪稳定,气场自持。真正厉害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被情绪控制。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冷静、克制和分寸感,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 第二,忍:懂得隐忍,但不软弱。他们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委屈与误解,但这种忍,是为了更长远的布局,而不是一味退让。不逞一时之快,给时间和局势以空间,真正重要的账,永远记在心里。 第三,断:关键时刻,果断决策。面对复杂局面,他们能迅速抓住本质,权衡利弊,一旦判断清楚,就敢于承担后果。不犹豫、不内耗,这是拉开人与人差距的重要能力。 第四,静:内心安定,不被外界牵着走。他们有能力让自己“慢下来”,在喧嚣中保持清醒。能独处、能思考,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什么不值得被打扰。 第五,容:格局大,不计较小事。真正高段位的人,不轻易与人争对错。他们能理解他人的局限,也能包容偶尔的冒犯,但不等于没有底线,只是懒得消耗自己。 第六,行:长期主义的执行力。他们不靠一时热情,而是靠持续行动。肯下苦功、能扛重复,明白所有看似“轻松的人生”,背后都经历过长期积累。 第七,韧:被打倒后,仍能站起来。失败、挫折、否定,对他们来说只是过程。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后,都能修复自己,继续前行。 第八,智:认知持续升级。他们善于学习、复盘、总结规律。不被经验限制,不被情绪蒙蔽,始终在提升判断力和看问题的高度。
Morris
4天前
这是一个困扰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政治哲学难题:当一个独裁政权通过思想控制和暴力,牢牢掌控军队、媒体与经济命脉时,内部改变几乎注定是高风险、低成功率的行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不存在一种干净、低成本、且可复制的反独裁方案。如果暂时放下情绪,只看历史结果,推翻独裁的大致路径确实高度集中在少数几种类型之中。它们之所以反复出现,不是因为人们想象力贫乏,而是因为权力只能在特定节点断裂。 第一种,内部精英政变。 这是成功率最高、速度最快,但正义性最弱的一种方式。当外部制裁、外交孤立或战争压力开始威胁统治集团整体利益,或者独裁者本人明显失控时,体制内部往往会启动“自保机制”。政变的本质不是革命,而是止损。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路径之所以成功率高,并不是因为策划者更聪明,而是因为它发生在暴力系统内部。它几乎不触碰社会结构,因此也几乎不解决结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变后的政权,往往迅速恢复高压,只是换了一张脸。 第二种,非暴力不合作。 这是道德评价最高,但对条件依赖最强、失败成本最容易被低估的一条路。非暴力成功的关键从来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能否动摇执行暴力者的服从链条。罢工、游行、经济不合作的作用,是不断抬高治理成本,直到体制内部开始犹豫。 但历史同样清楚地表明:一旦统治者判断“开枪的政治成本低于妥协成本”,非暴力就会迅速失效。此时,继续坚持非暴力,更多是一种道德选择,而不再是现实策略。 第三种,谈判过渡。 这是破坏性最小,但适用范围最狭窄的路径。谈判并不意味着独裁者突然开明,而是意味着继续统治已经不再理性。它几乎只会发生在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是反对派已经具备实质性威胁;二是统治集团仍然保有退出后的安全预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度个人化、清算风险极高的独裁政权,几乎不会通过谈判结束。对他们而言,妥协并不降低风险,反而可能加速毁灭。 第四种,内战与武装冲突。 这是代价最大、不可逆、且最容易失控的一条路。它往往不是被“选择”的,而是在其他路径全部失败后,被结构性地推出来的结果。一旦暴力成为主要博弈工具,政治目标就会被军事逻辑迅速替代,国家能力随之崩解。 历史反复证明,内战更擅长摧毁旧秩序,却极少自动生成新秩序。最终承担代价的,几乎永远是与权力博弈最无关的平民。 第五种,外部军事干预。 这是短期效果最明显,但长期后果最不可控的方式。外部力量可以移除政权,却无法替一个社会生成合法性。当原有国家结构被摧毁,而新的政治共识尚未形成时,权力真空往往会被暴力、代理人政治和长期动荡填补。在国际法与现实政治层面,这条路几乎必然伴随着合法性争议。 第六种,斩首或“外科手术式”行动。 这是第五种路径的技术化变体,试图以最低军事代价,直接移除权力最高节点。它的潜在优势在于降低全面战争风险,但前提是:该政权确实高度依赖个人,而非制度化网络。一旦权力已经去个人化,斩首行动带来的,很可能只是短暂混乱,而非结构性转变。 所以,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始终一致: 反独裁不是一道“有没有更聪明办法”的技术题,而是一道“谁来承担成本”的现实题。不同路径的差异,不在于道德排序,而在于:代价由谁承担,集中爆发还是长期消耗,以及社会是否具备承受这种代价的能力。 而最容易被低估的,并不是推翻的难度,而是重建的漫长与脆弱。当那个象征性的敌人消失之后,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