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月前
六四事件,即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及其后续的镇压,是一段复杂且敏感的历史事件。以下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客观分析: 背景 社会环境: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腐败加剧、社会不公等问题。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增加。 学生运动: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他因支持政治改革和开明政策而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尊敬。他的逝世引发了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主要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者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等。 事件经过 抗议发展:4月中旬,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反官倒(反对官商勾结)”“反腐败”“民主改革”等诉求。抗议活动持续数周,规模扩大,全国多地出现类似示威。 政府反应:中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抗议存在分歧。部分领导人主张对话,但强硬派占上风。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被调入。 6月3-4日镇压: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军队进入北京,使用武力清场。部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实弹,驱散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抗议者。冲突导致大量伤亡。 伤亡与争议 伤亡数字:官方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官方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但国际人权组织、目击者和西方媒体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数百至数千人之间,受伤者更多。具体的数字因信息封锁和不同来源的立场差异而难以确认。 镇压性质:中国政府称此次行动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认为抗议活动威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了基本人权。 后果 国内影响: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政治活动的控制,收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审查。许多抗议者被逮捕、监禁或流亡海外。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讨论被严格限制,相关内容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媒体中几乎不被提及。 国际反应:西方国家谴责中国的武力镇压,部分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增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恢复。 长期效应: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民主化进程受阻。 不同视角 中国官方立场:认为抗议活动是动乱,威胁国家稳定,镇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强调随后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正确性。 抗议者及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运动,镇压是残暴的,呼吁政府承认错误、公布真相并进行问责。 中立观察:一些学者指出,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既有对改革的合理诉求,也有政府对稳定失控的担忧。武力清场的决定备受争议,但背景复杂,需考虑时代局限性。 结论 六四事件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涉及社会、政治和人权的多个层面。其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存在巨大分歧:一方强调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聚焦于人权和民主的缺失。由于信息受限和官方审查,事件的完整真相仍未明朗。客观理解这一事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当事各方的动机以及后续影响,同时尊重不同观点的存在。
周三(6月4日)是中国🇨🇳天安门事件36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周二发表声明悼念六四事件,称中国共产党当年在北京街头对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开火,以残酷镇压回应人民希望实现民主、促进人权的呼声。 1989年,数万名中国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随后掀起一场全国性运动,最终遭中国政府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黎明前,中国解放军的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朝示威人群开枪。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过死亡人数,但人权组织和目击者称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 卢比奥周二批评,中国政府极力掩盖六四的事实,“今天,我们纪念那些为了行使基本自由而被杀害的英勇中国人民,同时也致敬那些至今仍因追求对六四问责与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们。他们明知危险,仍坚持信念”。 卢比奥也强调,自由、民主与自治的理念不只是美国的价值,也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抹去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历届美国国务卿在六四周年都会发布声明,但卢比奥与其前任者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发表的内容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布林肯去年的声明中,呼吁中国接受联合国支持的人权审议,但卢比奥的纪念声明中并没有提及该组织。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多次批评联合国。 卢比奥过去担任美国参议员就多次针对中国人权议题发声,也曾针对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等少数族群的压迫,以及对香港民主派的镇压,提出制裁中国的法案。但在美国国务院重组期间,卢比奥以“存在偏见”为由,计划废除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门。
Rubio宣布美国政府要大量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作为美国人,我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在美国有很多中国人死都不愿意关注一下地缘政治走向。 这个问题的确需要面对。在目前的美国,我们会让敌国的孩子来这里受教育,然后回去他们祖国。在那里,他们会努力地为伤害美国利益工作。甚至有部分直接为中国政府偷窃美国技术。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并非黑白。有部分人就是因为自由民主所以来美国。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不一定发展到「异议者」这样的地步,但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在美国留学所以改变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同时也会给美国研究与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 我也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大量改变移民政策,尤其是让来自敌视美国的人士随便来这里占我们便宜的那种。但目前的美国因为过度二元化所以比较没有办法制定讲究细节的政策,反而只好提出一些非黑即白的政策。这让美国进入持久且反复的恶性循环。每当美国的下一位总统重新掌握了方向盘就会让我们极速倒车。 我认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来说,理想的政策的确会大量加强对申请者的审查。对于那些来美国研究高科技以及其他敏感行业的人士,我们应该优先给予愿意长期在美国贡献的,甚至愿意考虑与中国断绝关系的为主。在这时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在想:这不符合现实吧!但我的意思是,绝大部分人根本没理解现代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想特意提起,有一些留学生,虽然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甚至在心里对它有某种怀疑跟不满,但却要因为这样被一刀切而赶走。我为你们感到同情。我认识的很多中国留学生让我感到敬佩。不管在中国或美国,你都被夹在中间压。 但不论如何,美国人一定要一起觉醒,认清楚中共的威胁,并且一起努力得制定更加明理而有针对性的政策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还有价值观。未来一定有波动,直到那时,大家要为此做好准备。
1个月前
不再可能的对话——记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论。 另外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起点,与戴晴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这本书关系密切。最初是朋友推荐,我认真读了她的旧版全文。在阅读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此前未曾了解的信息。特别是“六四”之前的一些历史情境,比如一些在当时被视为党内保守派的人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李先念这样的角色——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都持有认可的态度。对“六四”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戴晴也表达了她自己的不少观点和评论,让我了解当时共产党内部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这本书促使我重新去翻查了大量与官方话语相关的材料,包括我阅读了《李鹏日记》、赵紫阳在软禁之后的各种对话等。特别是看了以前从未认真对待的李鹏在5月18日与学生的那场对话视频。说实话,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对话视频,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那样一种对话方式、那样的语境、参加的各官员的层级,放到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个动因是,这本书再版之后,令戴晴今年成了一些民运领袖口诛笔伐的对象。有的人指责她“带着任务来”,有的人直接用PPT把戴晴写的这本书,和卡玛当年拍的有关天安门的纪录片,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对他们有所批评的人,都列为做统战工作的。他们仅仅因为戴晴曾是叶剑英的养女、有过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背景。不论她当时的政治立场如何、后来付出了什么代价,都不加分辨,直接贴上标签。在异议者内部,但凡有人提出对戴晴那本《邓小平在1989》有可以讨论的部分,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质疑书中资料的可信性,而是质疑写这本书的“动机”。换句话说,“谁写的”比“写了什么”更重要。这种论辩方式,与官方对异议者著作的处理方式别无二致,只是角色互换,机制未改。 这种认知的扭曲在于对语言的滥用。这种对语言的滥用存在于大陆几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手法中,究其原因基本都出自于他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将一切最大限度地政治化、符号化和道德化,而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被重组,只不过和共产党宣传的那套文本反了一下面,都是一种另类的“真相”。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四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六四”事件本身,包括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所以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用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语言之外,同时也对我们使用的政治“语言”本身做一次梳理。 毫无疑问,有关六四不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民运话语,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病症——一种不容质疑的垄断性叙事。官方从“暴乱”—“动乱”—到“风波”,努力淡化六四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民运这边则是另一极——自我正确定义带出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一种对真相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路径依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叙事遮蔽了其它理解历史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他们自己理解现实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很多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以为,他们当年参与事件的经历和记忆,就代表了“真相”,不少人的回忆录被认为“真实记录”,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实际上,一个人当时的想法、立场、所听所见、以及转述过的信息,只能代表他在那个时刻的主观状态,而不能等同于客观真相本身。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记忆会出错、感知会偏差、观察会受限。这是我为什么写作本文时更倾向于依靠“文本本身”,而不是依赖他人的叙述或观点。讨论“真相”,我们首先要有方法。真相不是某人说了某句话、转述了某件事,加上“当年”之类的定语,真相就自动成立。“真相”是一种需要验证的东西,需要多元的视角、多方的陈述,在不同立场与角度的交叉印证下,我们才能靠近更完整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庭的缘故,这其实都是常识。 一
1个月前
5月13日——邓赵杨三人碰面 关于这次碰面,主要是邓赵两人在谈,杨只是陪衬。关于谈话内容,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相关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小平同志,我先向您汇报一下学潮和动乱以来我的一些思想。 四月中旬以来,学潮愈闹愈大,我和大家想的 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邓小平: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显,是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把绝大多数人的情绪都激发起来了。」 赵紫阳: 「所以,我主张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 邓小平: 「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要力争有个稳定的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发展?」 杨尚昆: 「戈尔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想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 邓小平: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徵。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 杨尚昆: 「这次学潮尚未完全平息,又听说要搞绝食。我很担心这次重大的国事活动受到干扰。国家之间领导人的互访是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每项日程都事先经双方协商做好安排。为确保访问按照计划顺利进行,要求学生和北京市民加以配合,这是稍有爱国心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不知这次欢迎仪式能否顺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 赵紫阳: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欢迎戈尔巴乔夫是最基本的礼仪,事关国家荣誉,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戈尔巴乔夫仪式上节外生枝,相信这个大道理,这帮青年学生应该是懂得的。北京市和教委已经向各大院校学生讲了这个道理。」 邓小平说: 「学生情绪一旦偏激,可顾不了这么多。」 杨尚昆: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 赵紫阳: 「对于戈尔巴乔夫访问一事,下午我透过新闻界再强调一下。」 邓小平: 「我说过,这次事情的发生不简单。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一小撮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是有很大工作难度。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单纯的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编程随想注:邓再次说明了学潮是“敌我矛盾”) 赵紫阳: 「政治局的一致意见是,当前要疏导、分化,积极争取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这次学潮。为了把工作做在前头,政治局成员已分头与社会各界群众展开对话。今天上午,李鹏去首钢,下午我与首都工人代表座谈,胡启立他们这几天正与新闻界进行对话,还有...」 邓小平打断: 「现在社会各界心态怎样?」 赵紫阳: 「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 杨尚昆插话: 「部队官兵的思想是统一的,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这次学潮对部队官兵的思想不会有大的影响。」 邓小平: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过去。 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中很大的失误。这些天我总在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同时,党也必须解决民主的问题,解决党和国家机关滋生的腐败现象的问题。」 (编程随想注:俺在博客上多次提到,老邓的政治底线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赵紫阳: 「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决问题。 您一直强调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实行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有些“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编程随想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民主”和“政改”,赵跟邓的观点有差异。) 杨尚昆: 「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划开来。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扬民主。」 赵紫阳: 「高举民主和法制的旗帜深得民心,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记得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四年就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体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我觉得,我们要利用当前这一时机,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杨尚昆: 「要下大力气坚决克服、消除腐败现象。现在老百姓一提起腐败,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天天有腐败分子被揭露。」 赵紫阳: 「消除腐败现象的确已成为当今的头等大事,老百姓的眼睛都盯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动真格的。政治局正在研究,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措施和步骤,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在反腐倡廉的问题上,首先从政治局做起,我已建议政治局先从调查我的子女开始,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万里还提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廉政委员会。」 邓小平: 「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大概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 这次事件,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坚持原则。当然,对这次学潮,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 (编程随想注:在最后,矮凳再次强调了“果断”,其实就是在暗示赵处理学潮太过犹豫,不够强硬。) 通过13日的三人碰面,俺个人认为,邓已经表达出对赵处理学潮的不满。    此时,赵紫阳已经逐渐被逼入死角,缺乏政治上回旋的余地。为啥这么说捏?一方面,邓希望学潮【快速】平息;另一方面,学生开始发起“绝食抗议”以扩大声势。    非常不巧的是,苏联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很快(15日)就要访华。如果没有这次外事活动,赵紫阳的回旋余地可能还大一些。有了这次外事活动,就如同“化学催化剂”——学生方面希望利用戈氏访华,升级抗议的规模,扩大学运的影响;而老邓因为戈氏访华之际,学潮还未平息,让他在国际上丢脸(矮凳其实是很注重面子的,本系列开头几篇有提及他的性格)。如此一搞,让恼羞成怒的邓,下了动武的决心。    赵的官场经验还是很丰富滴(本系列的第8篇、第22篇有介绍过),他显然也意识到自己的困境。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1个月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 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 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 「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赵紫阳: 「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杨尚昆: 「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杨尚昆: 「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赵紫阳: 「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 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 杨尚昆: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赵紫阳: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 「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 「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