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李志绥话暴君** 李志绥先生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在毛的身边20余年,他对毛的了解最为真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毛明确表明,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这样告诉尼赫:‘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20 有一个案例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残暴的个性,据李志绥先生回忆: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见李志绥“回忆录”P116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模式,他专制独裁,杀功臣,要人民对他三呼万岁,他的一言一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不紧跟也不行。 他实行领袖终身制,死前指定接班人,他有享受不尽的特权,行宫遍于全国,身边一群美女,他选妃子,公款养妃子,耽于女色。 他利用职权,在工作时间差使秘书、文胆,为他动笔抄稿、整理,通过会议,讨论他的文稿和发言。然后编书强制全国购买,敛取数以千万计的“稿费”。从行行总总来看,他不是当代的红色暴君,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朱韵和
1个月前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 ,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江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存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同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柴。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同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作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访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同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存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柴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邓小平承认: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泽东的意图 傅高义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在大饥荒时期的部分语录 1.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他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麽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麽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麽多把肚子涨那麽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 2.   关于农民交粮: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十九日 ,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 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3.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4. 一九五八年,毛语录“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5. 一九五八年,对城市指示:“生产第一,生活第二。” 6.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毛讲话:死人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7.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 8.“人死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死多少人,最好人口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29亿人,还有9亿多,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390) 9.“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500人,1年1万多,10年10万人,无时不死人,要有准备。”(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谈论到工业事故时毛泽东的插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页209)。 10.“过去革命打仗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106)。 1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话: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注:老毛1958年就知道要死五千万人以上,先开始推卸责任了,真是“英明领袖”啊!死五千万人都不能杀他的头,天下有这么歹毒的人吗?) 12.毛泽东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秘密会议上,要大幅度提高征缴粮食。当有人担心饿死人的时候,毛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13.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毛回老家湖南湘潭韶山,虽然毛的家乡享受优待,但乡亲仍反映吃不饱,毛把脸一沉对他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注:老秤16两为一斤,3,4两等于今天2两多),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 ---大饥荒是中共有计划的屠杀手段 编写:爱德华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棗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2007年6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 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 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 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2007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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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矢板明夫:今天大罷免投票輸了。很多人都心情沉重。在日本,把選舉的結果稱為「天的聲音」。就是你不得不聽的意思。日本前首相福田赴夫在1978年選舉失敗時,曾經留下過「天的聲音,有時候也是奇怪的聲音」的名言。說句老實話,對於今天的結果,我也覺得是「天發出的奇怪的聲音」。 對國家不忠誠、和台灣最大的敵人眉來眼去;問政不專業,亂砍預算,甚至有時候自己都不知道砍掉了哪些;犯錯不反省,對自己所屬政黨職員的違法行為,不認錯不道歉——我不願意相信台灣的選民,會認為這些立委是合格的。 當然,確實也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 第一,可能是同溫層太厚。很多的罷免活動都沒有觸及到非同溫層的群眾。期間,我也曾多次到各地上台宣講,但是聽眾大部分都是志同道合的自己人。坐在台下的,甚至比在台上講的人更清楚為什麼要罷免。活動一場接一場,但參加者大多是老面孔,浪費了很多資源。 第二,對形勢盲目樂觀,在很多地方過於輕敵。投票的前幾天,包括我自己,很多人都認為可以罷免掉10個以上國民黨籍立委。大家討論的話題,多聚焦在罷免之後,由誰來參加補選等等。 第三,民進黨對罷團的支持不夠。雖然賴清德總統在民進黨的內部會議中曾經強調過「支持罷免」這件事。但是自始至終,民進黨對罷團的支持一直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強調「罷團是罷團、民進黨是民進黨」,兩股力量最終沒有完全結合起來。看今天的結果,很多選區民進黨基本盤的票都沒有催出來。殊不知,敵對陣營早已將這場選舉看成你死我活的藍綠對決,全力動員。 講這些,並不是為了尋找犯人、推卸責任,而是希望為下一場鬥爭,吸取教訓。 這次失敗,意味著今後台灣的路,會更加艱難,中共的滲透會更嚴重。但這一段時間,罷團志工們的努力,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的付出,都是守護台灣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向大家道一聲辛苦了,讓我們昂起頭,繼續奮力向前行。 賴清德政府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更需要我們的支持,大家一起加油。 圖: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傍晚7點於新竹市黨部現身,向支持者深深一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