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1个月前
人生需要了解的人性法则:孩子小的时候谁管他他跟谁亲,青春期的时候谁不管他他跟谁亲,长大成年以后谁管他钱花他跟谁亲,所以血缘只是标签,真正决定亲情的是人性和利益。别人愿意跟你玩,不是你好玩,是能在你身上占到便宜。和父亲的关系决定了你敢不敢面对外面的世界。女儿跟爸爸越亲密,选择男人就会越好。父亲越尊重子女,孩子们就会越有担当,父亲会倾听,孩子就会越开朗。如果你的父亲能够在你抗拒他的时候不疏远,你就能够学会享受冲突。所以其实你怕的不是冲突,你怕的是从小没有一个能够化敌为友的父亲。婚姻法保护的是财产,从来都不是爱情。一定要珍惜还有的欲望,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想爱的人。人不会同时有钱,又有闲,有心情。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做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事情就会不想要了。别人对你说话很难听,因为你没有实力。社会资源永远都是有限的,好东西是要靠抢的,只有弱者才坐等分配。家庭的第一性原理是经济,不是感情。工作的第一性原理是价值,不是努力。健康的第一性原理是自律不是感情。养老的第一性原理是提前规划,不是依赖子女。如何秒懂人心?你去看看动物世界就知道了。而动物跟人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动物知足不知耻,人类既不知足也不知耻。什么最容易泯灭一个人的善良:贫穷。别人怎么对待你,都是你自己允许的,你无条件的原谅谁,谁就会无底线的伤害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的,你只不过是那个暂时保管的人,即使是生命也可以随时被收走,所以凡事不必太过于执着。道德是穷人的法律,法律是富人的道德。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表面上看他是能力,实际上是看他和谁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三观不在一个层次,转身就好。你什么时候见过老虎跟狗抢屎吃的?人性最大的恶,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强。人脉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多少人怕得罪你。不要把秘密告诉风,因为风会吹遍整个森林。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会发现亲人也没有那么轻。自己没本事,谁都不是你的靠山。自己有本事,谁都想让你做靠山。小事要稳,大事要狠,没人扶的时候自己要站稳。家庭条件好的领导一般不太会让员工吃苦。但是一些从小条件不太好的领导,恨不得把他吃过的苦让所有人都尝一遍。沟通的难处:就在于你心里面想的,和你说出来的,还有别人认为的,他是三件事。所以啊沟通能力强的人说话都是有顺序的,要先说对方想听的,再说对方可能会接受的,然后说你应该说的,最后说你想说的。犹豫要不要说的话,那就不要说。需要借助酒精才能说出来的话,不要说。不要谈论你讨厌的人。搞好人际关系的秘诀是斗争。你只有具备斗争的能力,对方才会考虑挑衅你的成本和风险。人跟人之间的尊重的本质是博弈,学会享受冲突,才能坐上餐桌。人精是怎么套你话的?故意说错让你纠正,故意说谎让你指出,故意分享盈利掏心,故意八卦让你参与,故意叹气是你反应,故意质疑是你辩解。你以为交心,其实是交底。
Morris
1个月前
你以为天才的童年都充满了掌声?事实恰好相反,他小时候被同学骂怪胎,医生说这孩子社交能力为零,诊断书上甚至写着要么是天才,要么该进精神病院,连他的父亲都怀疑他脑子有问题。但20年后,这个被同学扔下楼梯的瘦弱男孩,把火箭送进了太空,把电动车卖成了全球潮流,把脑机接口装进了人类大脑。讽刺的是,那些当年被当成精神病的症状,现在全变成了他粉丝眼里的天才标志。而看完他的童年,也教会了我一件很重要的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人类未来规划师的小时候埃隆马斯克。1971年,马斯克出生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三岁那年,母亲梅耶发现这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喊他名字,他像没听见。吃饭时盯着盘子发呆,连勺子掉在地上都没反应,梅耶吓坏了,赶紧带他去看医生,结果医生说这孩子可能有听力障碍,得带助听器。但带了助听器的马斯克还是一样耳背。直到有一次梅耶在厨房做饭,突然听见马斯克对着客厅的收音机喊,不对,木星的卫星数量不是12颗,是16颗。梅耶冲出去,发现马斯克正盯着收音机里的天文节目,眼睛亮得像猩猩。原来他不是没听见,是自动过滤了不重要的声音。你能想象吗?三岁的小孩能记住大英百科全书里木星卫星的数量,能在大人聊天时突然插一句恐龙灭绝是因为小行星撞击不是火山爆发。能坐在沙发上连续看4个小时的科幻电影连厕所都不去,因为他的大脑里正在运行一个宇宙模拟器,外面的世界根本进不去。 梅耶后来在自传里写,埃隆从来不是没听见,他是没在意。当他专注于某件事时,整个世界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这不是耳聋,是深度专注,一种科学家嘴里的心流状态。但在1970年代的南非,没人懂这个。老师说他多动症,同学骂他书呆子,连亲爹艾罗尔都骂他,你再这么发呆,以后只能去捡垃圾。马斯克十岁那年,爸爸给了他一台CommodoreVic20电脑。那是1981年,全球只有不到100万人用过个人电脑。马斯克拿到电脑的第一天就把说明书翻了十遍,然后对爸爸说,我要编个游戏。接下来的三个月,马斯克每天放学回家就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敲到出血。梅耶说,他连吃饭都要我端到电脑前,有时候我半夜起来,还能看见他的房间亮着灯,屏幕上全是我看不懂的代码。 12岁那年,马斯克的游戏Blaster做出来了,玩家操控飞船在宇宙中射击外星人,背景是他自己画的星空。他把游戏寄给了PC-and-Office-Technology杂志,结果杂志不仅刊登了,还付了他500美元。那是1983年,500美元能买一辆二手摩托车,但马斯克没买摩托车,他把钱全花在了科幻小说上,银河系漫游指南、沙丘2001太空漫游,堆了满满一书架。他对梅耶说,这些书里有未来的样子,比摩托车有意思多了。 你看,这就是马斯克的不正常。当别的12岁小孩在玩橄榄球追女生时,他在想,宇宙的边界在哪里?人类能不能移民火星?他的大脑里没有童年该做的事,只有我想做的事。马斯克的童年,一半是宇宙,一半是地狱。因为他不合群,同学总欺负他,把他的书包扔到楼顶,在他的午餐里放虫子,甚至把他按在厕所的地上打。有一次他被打得肋骨骨折,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但马斯克没有哭,也没有找家长告状。他做了一件更奇怪的事,写小说,小说的名字叫The-Secret-of-the-Tomb,讲的是一个男孩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陵墓,里面藏着外星人的科技,最后男孩用科技拯救了地球。 他把小说拿给梅耶看,梅耶问,你写这个是为了报复那些欺负你的人吗?马斯克说,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不在乎他们的拳头,因为我的未来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后来马斯克在访谈里说,那些欺负我的人现在应该在加油站打工,或者在超市当收银员,而我在做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你觉得这是记仇吗?我觉得不是,这是认知碾压。当别人用拳头解决问题时,他用未来解决问题。当别人活在当下的仇恨里时,他活在未来的希望里。 17岁那年,马斯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离开南非,去加拿大。理由很简单,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马斯克觉得在这里,我永远做不了我想做的事。梅耶一开始反对,你才17岁,连英语都讲不利索,去加拿大怎么活?马斯克说,我可以打零工,可以睡地下室,只要能离开这里,我不想变成像爸爸那样的人。马斯克的爸爸埃罗尔是个成功的工程师,但也是个控制狂。他总对马斯克说,你要做稳定的工作,比如医生、律师,别搞那些没用的科技。马斯克反驳,稳定的工作就是稳定的浪费生命。 于是17岁的马斯克带着2000美元登上了去多伦多的飞机。他在加拿大做过农场工人,做过清洁工,做过软件程序员。最穷的时候,他住在朋友家的地下室,每天吃泡面,连暖气都舍不得开。但他说,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你看马斯克的叛逆从来不是和父母对着干,而是和普通人的生活对着干,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愿意放弃所有稳定,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1995年,马斯克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拿着物理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去了硅谷,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所有人都在做门户网站、电商平台,但马斯克却做了一件没人敢想的事,做一个在线黄页,也就是后来的Zip2。朋友说,网页都是纸质的,谁会用在线的,你疯了吧。马斯克说现在没钱,但马斯克所有人都会用。结果Zip2在1999年被马斯克以3.07亿美元收购,马斯克赚了2200万美元,但马斯克没有停下来,他把赚来的钱全部投进了一个更疯狂的项目--PayPal在线支付平台,那时候信用卡还是主流,没人相信用电子邮件就能付钱,但马斯克说,未来的钱是数字的,不是纸质的。结果PayPal在2002年被一倍以15亿美元收购,马斯克赚了1.65亿美元。这时候的马斯克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但他还是不正常,他把PayPal的钱全部投进了两个不可能的项目,特斯拉电动车和SpaceX私人火箭。 朋友说电动车没人买,火箭会爆炸,你会破产的。马斯克说如果我不做,没人会做。结果特斯拉在2020年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SPACX在2020年把宇航员送进了国际空间站。你肯定会问马斯克为什么能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明明是因为他敢相信不可能。当我们都在说这件事做不到时,他在想怎么做得到。当我们都在找失败的理由时,他在找成功的方法。 2023年,马斯克在Twitter上,也就是现在的X,发了一条推文,我小时候被认为不正常,但现在不正常变成了我的超能力。这句话其实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总在追求正常,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思维方式。但马斯克告诉我们,正常其实是平庸的同义词。马斯克的不正常其实是对世界的好奇心,对目标的专注力,对未来的想象力。这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我们都把他们藏起来了,因为我们怕被别人说奇怪,怕被社会排斥。 但马斯克没有藏,他把好奇心变成了火箭,把专注力变成了电动车把,想象力变成了脑机接口,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所谓的不正常其实是未被发现的天赋。回顾马斯克的童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个被称为怪物的天才,一个在痛苦中寻找希望的孩子,一个将创伤转化为动力的创新者。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的正常可能只是一种平庸的妥协,而那些看似不正常的人往往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毕竟正常世界从来不是由正常人建造的。 马斯克曾经说过,当某件事足够重要时,即使成功率只有1%,你也应该去尝试。这句话不仅概括了他的创业理念,也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从童年时被欺凌的怪物,到如今改变世界的企业家,马斯克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所谓的命运不过是一个等待被改写的故事。或许真正不正常的是我们对正常的定义。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正常的人,而是更多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极限的马斯克式人物。 我知道你肯定会说马斯克是天才,我不是,但我要告诉你,马斯克的天才不是天生的,是坚持做自己的结果。你小时候有没有过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比如想当画家但怕养不活自己,想写小说但怕没人看,想创业但怕失败。其实这些不敢做,就是你藏起来的超能力。所以问问自己,你的不正常是什么?是喜欢熬夜写代码?是喜欢收集石头?是喜欢研究星座?不管是什么,把它找回来,因为那是你和马斯克之间最像的地方。 马斯克说过,当你做一件事时,不要问别人会不会做,要问我想不想做,因为别人的看法永远比不上自己的热爱。至今为止,马斯克成为世界上首位身价5,000亿美金的理想主义者。
Morris
1个月前
中国历史上的古代王朝,尤其是大一统王朝,都拥有庞大的基本盘,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上那些起义领头的都是贵族官吏、地主富农、富商家庭出身的人,平头老百姓们绝大多数是生生世世都不会反抗的,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基本盘。明太祖朱元璋开局一个碗,结局一个国,这大家都知道。元朝皇帝是朱元璋赶跑的没错,但是反元起义是朱元璋领导的吗?不是的,起码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不是的。最早反元的有山东的韩山童、刘福通,他们是富贾巨商。高邮的张士诚,有钱的私盐贩子,胡广的徐寿辉、彭莹玉商人僧侣,还有亳州的郭子兴是富商。而朱元璋是贫农出身,他正是大元朝的基本盘,他没有领导反元起义,正相反,在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的表现完全就是大元王朝的基本盘的表现。总是从动机上说,朱元璋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入伙,假使元军不去抓他他铁定继续当大元的基本盘。 清朝呢洪秀全当然不是底层,他出身耕读之家,曾经在现实中名列前茅,虽然没考上秀才,也不妨碍他在家乡当厨师。用今天的眼光看,洪秀全算是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普遍文盲的年代,这样能识文断字的乡村教师对普通人是降维打击,不然怎么当教主。到了近代,那些抛头颅洒热血,想推翻清朝统治的仁人志士,也都是社会上层人大,都是贵族、官员、地主、富商家的孩子,他们如果不闹事,都能过上富裕安稳的生活。讽刺的是,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哭着喊着寻死觅活,不让剪辫子,他们不觉得被压榨、被欺凌有什么问题。他们这些人是最爱皇上的,被官府欺负他能忍,但你要是剪他的辫子,他跳着脚骂你,你要是敢骂皇上,他恨不得灭了你。 这些王朝为什么能统治几百年,正是因为这些庞大的基本盘。在他们眼中,皇帝是正义的化身,永远英明伟岸,社会有问题,那都是奸臣们闹的。皇帝是盛名的,欺负他们的只是贪官污吏。比如海瑞骂嘉靖为家家净,但是百姓们认为那都是严嵩那个奸臣搞的鬼,只要打倒严嵩,换一个首辅,社会就会有希望。而皇帝也习惯于让大臣背黑锅,帝王术就包含养奸臣一条,奸臣最擅长为皇帝背黑锅,严嵩就是个为嘉靖背锅的,但是百姓不恨嘉靖,他们首先恨直接管他们的小官,然后恨管小官的大官,一级一级恨上去,恨到严嵩为止,就是不恨皇帝。他们以为皇帝是公平正义的,欺负他们的只是贪官污吏。他们不想推翻皇帝,只想杀贪官污吏,他们认为贪官被除掉了,新来的官就会是好官。 也有一部分的基本盘会对皇帝也失去信心,但只是对在位的皇帝失去信心,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皇帝身上。比如说嘉靖不行,那嘉靖儿子总行吧,要是嘉靖儿子也不行,那嘉靖儿子的儿子总行了吧,咱大明不可能代代出昏君吧。当然也并不是说所有底层都是基本盘,他们中也会出现具备反抗精神的人。但是从根本上说,因为底层教育程度低,组织度差,没有行动纲领,不会画饼,取得点阶段胜利就就开始内斗,就算一时得势,也很容易被扑灭。 所以,但凡成气候的企业领袖,必须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资源的人,这些人往往出身富家,并且有一定的文化和组织能力。再看这些王朝,明明社会矛盾深重,税负繁重,饥荒战乱不断,可依旧能维持百年或几百年的统治,原因就是这庞大的基本盘。底层百姓是统治的基石,是帝国最坚固的护城河。他们在精神上接受了天命叙事,把苦难归咎于命运或是贪官。他们习惯了歌颂皇帝,跪求青天,而从未想过去质疑这个王朝本身。
Morris
1个月前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中国过去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核心在于一种独特的“损失分配”机制,即通过制度设计将社会化成本转嫁给农村人口、环境和金融储户,从而实现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本的全球最低成本。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发展主义优先的权衡:在土地征用中,农村居民以最低补偿换取城市化进程;在劳动力市场,数亿农民工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支撑工业化;在环境维度,短期污染换取长期工业基础;在资本端,强制存款政策压低融资成本,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然而,这一机制对底层大众构成了深刻的结构性不公:农村一代人不仅贡献了前半生的廉价资源,还面临后半生保障缺失的风险,如养老金、教育和医疗的城乡差距,导致财富积累高度集中于国家及利益集团(约占总财富的70%+),而底层仅获20%的碎片化收益。这种不均衡不仅侵蚀社会合法性,还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如逆城市化趋势或消费疲软。更值得全球资本警惕的是,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债务偿还”,即将国家持有的50%财富重新分配以补偿底层。但在资本管制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下,国际投资者可能面临“进得来、出不去”的困境:低成本吸引资金流入,却因政策转向(如加强反腐或AI优先投资)而放大退出风险,类似于一笔高收益但隐含道德和社会尾部风险的赌注。长远看,忽略这些结构性失衡的投资策略,将难以捕捉中国从“掠夺式增长”向“包容性再平衡”的转型红利,转而暴露于系统性回撤的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