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yu Zhang
6个月前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整个下午,你都坐在办公桌前,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你越是逼迫自己“专注”,思绪就越是混乱。最终,你放弃了,起身去冲个热水澡、散散步,或者只是望着窗外发呆。 ​就在那个彻底“放空”的瞬间,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像一道闪电般毫无征兆地击中了你。 ​这并非巧合或魔法。19世纪的化学家凯库勒(Kekulé)也曾被苯的分子结构困扰。在一次打盹时,他梦到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盘旋成环。这个离奇的梦境,让他瞬间顿悟了苯的环状结构,解开了有机化学的一大难题。 ​从“洗澡时的灵感”到“凯库勒的蛇”,这些现象都指向了我们大脑中一个深刻而矛盾的核心机制——“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DMN是我们大脑在“离线”状态下的操作系统。当你没有专注于任何外部任务时——比如发呆、散步、做白日梦——它就会被激活,开始在你的记忆、未来规划和自我意识的广阔天地里自由漫游。 ​但有趣之处在于,这个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双面人”。 ​一方面,它是我们内心焦虑和痛苦的“剧场”。 ​DMN的工作就是连接与“自我”相关的一切。当这种连接陷入负向循环时,它就会强迫你反复回味过去的失败与尴尬(沉思),模拟未来所有可能出错的场景(担忧),或者进行无休止的自我批判。我们大部分的焦虑、精神内耗和注意力不集中,都源于这个失控的、过度活跃的网络。它像一个永不落幕的剧场,持续上演着令我们痛苦的内心戏。 ​而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产生“啊哈!”灵感的“摇篮”。 ​创造力的本质,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看似不相关的想法。这恰恰是DMN最擅长的工作。在你“离线”放松时,DMN得以摆脱逻辑思维的束缚,开始将你记忆深处的知识、遥远的经历和潜意识里的想法进行天马行空的组合。凯库勒的蛇、阿基米德的“尤里卡!”,以及你洗澡时的灵感,都是DMN在幕后辛勤工作后,献给你的惊喜礼物。 ​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震惊却又充满希望的结论:焦虑和创造力是同源的。 ​它们都来自于大脑的同一个系统。你内心最大的“破坏者”,也可能是你最强的“创造者”。 ​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也不可能——去“消灭”内心的杂念和走神。试图压制DMN,就等于扼杀了我们最深层的创造力源泉。 ​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与这个强大而矛盾的“它”共处?
Luyu Zhang
6个月前
1963 年 8 月 28 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对二十五万民众,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那不仅是一场演讲,而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它把道德的力量与法律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直接推动了《民权法案》的诞生,终结了美国制度化的种族隔离。一个群体因肤色被排除在“机会平等”的舞台之外,而“梦想”的力量让他们获得了进入同一赛道的权利。 六十年过去,世界的舞台早已不再是单一的美国问题,而是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博弈。今天,许多创业者(尤其是华人创业者)在将产品推向全球的过程中,同样会遇到重重障碍:不公平的歧视、复杂的合规要求、政治的壁垒。这些障碍不是技术本身的限制,而是身份、国籍和外部环境人为施加的限制。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带着 Dify 来到异国他乡的硅谷,在一间没有一件家具的公寓里,开设了公司在美国的第一个办公室。那不是因为某种政治立场,我们从不规避自己来自哪里,而是因为一个更大的梦想:希望真正把产品带到世界舞台,与最优秀的团队同台竞技,并为更多创业者点亮一条可行的道路。 我也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无论来自何处,都能自由地将他们最好的产品推向世界舞台。评价一个产品的唯一标准,不再是它来自哪里,而是它能否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是否足够美好、足够有创造力。 因为那些卓越的头脑与作品,本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财富。就像文学、音乐和科学的突破一样,它们跨越国界,照亮全人类。创业、技术与创新,也应当如此。 如果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是关于种族平等的权利,那么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梦想”——关于创新的自由,关于人类智慧能够不受阻碍地流动与共享。 这不仅是产品人和创业者的梦想,更是人类文明继续进步的必经之路。
Luyu Zhang
7个月前
Luyu Zhang
7个月前
Dify 是一家 Tech Startups 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基石应是工程师友好文化(Hacker-friendly),这是今天我们能成为 GitHub 全球 Top 50 项目,并且实现盈利的首要因素(尽管其它因素也很重要,但这点更重要,例如“贵人相助”、“广结善缘”)。 Hacker-friendly 不是无差别的把工程师放在首位,而是指一种尊重、激励、并尽可能减少干扰工程师创造力和效率的工作环境: - 以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技术和产品的优先级高于流程和官僚。 - 尊重代码与创造者:写出好代码、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受尊重,不论资排辈或头衔。 - 管理层理解工程复杂性:懂得 deadline 不应强压在架构重构、技术债清理上。 - 异步沟通优先:鼓励使用文档、issue、PR review 等异步方式沟通。 “工程师不友好”的典型特征: - 产品拍脑袋定 deadline,不能推 - 拒绝技术债重构,说“用户看不到” - 技术难题不被认可,简化成 KPI 问责 例如,在我们的公司价值观中提到的五条:上手折腾,知识驱动,立足前沿,开放协同,坦诚清晰。尽管当时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是带有一些羞耻感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为此而羞耻)。 价值观就是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在众多重要的事情中,还需要区分什么更重要。 Hacker-friendly 不是仅适用于工程师,而应适用于所有知识型工作者。它是一种价值取向:鼓励价值创造,拒绝积累债务。鼓励事实讨论,拒绝情绪煽动。鼓励追求第一性,拒绝短期利益诱惑。鼓励激发善意,拒绝 PUA。 Hacker-friendly 需要同理心,需要相信有序和深度的思考下才能做出卓越的产品,需要相信最终这会指向一门好生意——从而给全员带来令人兴奋的回报。 说到这些容易,做到不容易。为了维系 Hacker-friendly,创始人就必须有一种清醒的人才观。在必要时候需要做到牺牲,可能放弃对增长的追逐,可能丢失一轮到了手边的融资,可能要被误解、羞辱、谩骂,但必须义无反顾的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 Tech Founders 们创立一家公司的最大理由:选择和聪明的人,以聪明的互相尊重的方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