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4周前
在中国道德绑架为什么这么普遍呢?是因为道德缺乏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个人权利。在古代呢,从不宣传个人权利,只弘扬社会道德。结果就是道德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侵犯了个人权利,是社会道德整体沦为绑架个人权利的工具。而且这种传统呢,由来已久。道德观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理论核心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仁义礼智信都是如此。但是儒家道德缺一块地基,因为儒家不研究个人权利。事实上,个人权利是构建人与人道德关系的地基。只有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权身体权、财产权一系列的个人权利基础之上,道德大厦才是稳固的健康的可生长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张三说让一个梨给李四吃,结果李四却说,这个梨本来就是我的,不用你让。这个案例说明,道德是建立在产权至上的,没有财产权的人,没有个人权利的人,她连行使道德的资格都没有。再例如,老人在地铁上要求女孩让座,女孩有没有不让座的权利?如果女孩儿必须让座,那道德的自愿性就丧失了,道德就直接沦为了强迫和强制,变成了规则和法律。所以恰恰要保护不让座的权利,才能让道德具有正当性、自愿性和高尚性。你越批判别人不道德,道德就越不道德,道德只要沾上一点点的强制,道德警察就会像宗教警察一样无孔不入。因为道德是诛心的,道德远比法律管的更宽。
近日,抖音上出现大量以「我不想上班/打工/种地,我想入党,我想为人民服务」为主题的视频。 视频多以调侃形式呈现,拍摄者面对镜头喊出这句口号时,背景常配以工位、工厂、宿舍等日常打工场景,折射出当下职场人被困于高压劳动、低回报与内卷竞争中的疲惫。 这“反上班入党宣言”的爆红,揭示了当代打工人在制度化劳动与阶层固化之间的深层心理困境:他们既厌倦被压榨、承受异化的劳动,又将体制内的稳定与体面想象为最后的庇护所。 这一心理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分割之中。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既具有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制度特色,政府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们便指出中国城市存在明显的“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首先依附于单位,而职业仅居其次。进入国有部门(即体制内)意味着获得稳定的社会资源与保障,而体制外劳动者则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种“体制内—体制外”的二元分割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封闭机制。正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言,社会群体往往通过限制外人进入的方式来垄断资源与机会,形成所谓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体制内掌握资源的一方得以在住房、医疗、教育、晋升等多方面维持优势,体制外劳动者则被排除在这些福利与安全之外。这种结构性差异构筑了坚固的“体制壁垒”,并强化了体制工作的稀缺性与象征意义。 长期以来,体制内的信息不透明和外界的想象,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壁垒的社会神话。“考公”被戏称为“玻璃房里的考试”,但真正进入体制却并非“玻璃房”中的透明生活,而是一次进入闭环系统的社会分层再生产。 “疫情”则成为加剧这一趋势的关键节点。2020年起,疫情使得企业招聘锐减、经济预期转弱,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迅速向“稳定”倾斜。一些研究称,这种突发性危机带来了典型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危机不仅改变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更在心理层面重塑了一代青年的风险感知。面对高失业率与市场不确定性,年轻人将进入体制视为“求稳”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一种“避险”的情绪性反应。
王沪宁1988年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身份赴美国访问,期间在多个城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等)考察、访问并做田野观察。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记录下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观察与反思,回国后整理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的重要著作《美国反对美国》,该书于1989年出版,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独特的洞察力。 “美国反对美国”并非指外部的对立,而是指出美国社会内部自身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制度理想与现实运作之间的对立。简言之: “美国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美国内部”。王沪宁认为,美国既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又充满了自我矛盾:一方面,它倡导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它又面临贫富悬殊、种族分裂、社会异化、政治空洞化等问题。他称之为美国的“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断裂。 他指出,美国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推动了创造力与经济活力,但也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家庭的解体与公共精神的衰退。 “美国的强大来自个人主义,美国的问题也来自个人主义。” 美国制度设计非常精巧(宪政、法治、市场机制),但王沪宁认为它越来越脱离社会价值与公共目标。结果是:政治陷入形式主义;公共政策受利益集团操控; 民众对政治失望而犬儒化。 他观察到,美国的物质极大丰富,但社会弥漫一种“空虚的繁荣”。消费成为信仰,精神生活贫乏,人们陷入对金钱和享乐的追逐,上帝渐渐远离美国人的生活。 王沪宁在书中警告,美国的社会分层、种族矛盾、教育差距正在扩大,这些问题将严重削弱美国的凝聚力与竞争力。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 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胡智:为毛泽东去世召开庆祝会 那时,7月28日的大地震才过去一个多月,许多人还睡在地震棚里。在胡智的提议下,9月10日这一天,他们几个便聚在胡智的地震棚“家”中开庆祝会。几个年青人竟然背着吉他、大大咧咧地骑着自行车到胡智这里来聚齐了。 那时北京正处在一级战备之中,警察们也都瞪大了眼睛, 国丧期间,又有禁止娱乐的严格规定,携带乐器在大街上行走都特别扎眼。几个年轻人很快引起了关注。因此这个“会”还没有开起来时,一个警察带着几个民兵和几个“小脚侦缉队员”已经尾随着进了他们聚齐的地震棚。 警察们一进地震棚,惊呆了: 地上竟有毛主席石膏像的碎片! 这些青年刚才干了什么不言而喻。警察和民兵一下子把胡智等人围了起来,并招呼了更多的警察把胡智几个捆了起来、一起抓走了。 这是毛泽东去世时北京最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之一。 进了局子后,此案马上被当作重点案子审讯,前前后后一共审了数十次,苦头吃了不少——此时审讯人员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和阶级感情的正确,有可能采用任何手段。 胡智说,最初审讯规模极其庞大,预审员与驻公安系统的军代表一起上,有时审讯员竟多达数十人。审讯室小,连坐着的地方都没有,大家都站着,只有被审的胡智一个人坐着。当时是华国锋主政,强调继承毛主席遗志,于是胡智就成为最好的反面教员。他被拉到市内各种大会上批斗,以教育群众。 然而事情很奇怪,他于1976年9月10日被抓,但一直是拘留,直到一年之后的1977年10月才正式被逮捕;被捕之后,改由北京市高法提审了。接着又有一怪事:审是高法,而判的时候却仍是“西城区人民法院”,1978年4月10日胡智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然而判决书的编号却是“1976年度刑字第72号”!这些矛盾后面有什么背景?直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这个判决可能与“拖”有关。时间对胡智有利。如果这个案子在1976年判,他必死无疑。 我在一监见到胡智时已经是1978年的5月了。那时他还像个小孩儿,一副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像个被判死缓的。也很巧,他到一监不久,1978年下半年社会上拨乱反正、平反冤狱逐渐被提上日程。 但胡智的问题的解决已经属于平反运动的末班车了。西城区法院所给“再审判决书”后面所署时间是1979年12月30日。这个判决书写得特别简单,在叙述了原判刑期后说:“经本院复查认为:被告人胡智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一,撤销本院1976年度刑字第72号判决;二,宣告胡智无罪,予以释放。” ---王学泰:文革监狱里认识的干部子弟
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 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  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1959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1975年毛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彭德怀却始终处于监扩状态。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回忆录:中南海的权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