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首长”・金敬迈・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 段回忆。〕 1967年9月20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1933年至1936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 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 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 两天后,1967年5月22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一个化纸炉旁边。 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 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 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 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 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 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十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 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127―130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 中, 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 ---"揭开周恩来之谜" ·吴洪森·
196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就在他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大寿日子,周恩来接受毛泽东口谕,命令汪东兴送给刘少奇一个巨大的生日礼物:在囚禁他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让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著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全会批 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中央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为刘少奇诊疗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里精选来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对象。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能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让病人从死亡线上回来。因为专案组的军人护士太粗鲁,老是怀著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脚,不是医疗而是摔打。每次诊疗前对刘少奇进行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存在可以救急用的血管。就在刘少奇生命垂危的当儿,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护士,年轻女护士拒绝参与,最后还是动员了两名周所熟悉的老护士去护理刘少奇,因为毛泽东要为九大留下活口让刘开完九大再死。据北京医院笔者所熟悉的医生传出,最后还是两位基督徒老护士,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又应付中央特派员,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救护刘少奇,最终还是把这两位老姐妹调开,刘少奇掉出两滴惜别的黄浊泪珠后很快就去世了。周恩来撤换了军队的医生、护士,换上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之后,刘少奇的病情稳定下来。他也感觉出来给他诊病护理的人,不再是那几个穿军装的凶鬼恶煞了,所以刘少奇死前一个阶段精神上还是深得安慰的!可是中共中央特派员要刘少奇死,他把这几个地方医护人员一调走,又换上穿军衣的人,刘少奇在绝望中就撒手人寰了。 汪东兴受毛、周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行凶杀人或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病卧不起之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他身上的伤病痛极了时,只有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最后就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料瓶子,直到死,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握成亚葫芦,还仍然死死攥住手里!到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象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几丝丝气,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受毛、周指示,命令把刘少奇腥臭的皮包骨躯体扒个精光,被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放上了担架,塞进了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刘少奇监押在河南开封,只有刘建勋(当时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编注)一个人知道,就连接受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原基督教内地会福音医院)的军医护士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我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料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 张育明
北京学生南下不久,“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进行“革命大串联”。我和关系较好的同学相约,一行四人出去串联。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这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心中最神圣的一件事。 来到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第一次对“人山人海”这个词汇有了如此真切的感受,如潮的人群从火车站漫到 了两路口街道上。那个情况下,谦谦君子就永远只可能是个看客。 我们从两路口缆车站开始,不管不顾左冲右突,招来了不少白眼和谩骂,最终,大汗淋漓 地站在了站台上。 到了站台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火车鸣响汽笛吭哧吭哧喘着粗气进了站还 没停稳,成百上千的人就扑向了火车窗口,还有人潮涌上来把站在前边的人挤下铁轨的事 件发生,真是触目惊心! 火车进站后列车员不开车门,只把车窗打开,然后回到自己小房间把门一闩,任由车 外的人从车窗爬入,直到车厢变成沙丁鱼罐头。那个混乱拥挤是无法复制的绝版:车厢里 座椅下躺着人,行李架上卧着人,厕所里和车厢接头处人贴人,在车上想挪动一下,就只 能从人头上爬。 当时背着铺盖卷的我们是怎么挤上车,而且还很幸运地坐在了座位上,全都回忆不起 来了。只记得四天四夜我们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和水,谁也不敢站起来伸一下懒腰,稍稍 欠欠屁股,座位就可能立即被挤占。到达北京,已经是第五天晚上八点左右。 走下火车,站在了所有人激情向往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我们却没有欢呼雀跃的冲动 。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 。随着下车的人流出了车站,看见了“永定门车站”几个大字,又听见车站的高音喇叭呼 喊:到北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请往先农坛体育场等候安排。 来到先农坛体育场,放眼望去,那阵势就是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的北京版:场外人头攒 动,场内摩肩接踵。我们在体育场外转了半天也没看见搞接待工作的人,有点傻了。天完 全黑下来,11月中旬的北京,夜晚的风对于南方人已经有点刺骨,必须尽快找到接待站 。我们再次不管不顾地往里挤,进了体育场才打听到需要先凑够20-30人,再去体育 场的接待站登记编号,然后等着,叫到号便会有车送往食宿的地方。 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倒是源源不断,没多久我们就凑成了30人的小组,登记后被编到 2500多号。当时广播叫到一千号左右,大约每过5分钟叫一次,这样算下来,我们须 等到后天晚上。如此漫长的等待,肠胃首先不答应,于是,我们跟同组的人打了招呼,离 开体育场去找饭吃。 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饭,想想体育场那个阵势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回去等,我们随 意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随车观望北京夜景,看着看着,以往从图片和电影里熟悉了的天安 门突然出现在眼前,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我们当即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无限崇敬 地仰望着天安门,觉得自己也崇高起来了。 离开天安门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一栋白色大楼附近,近前一看,才知道这里是北 京市委。大门洞开,没有岗哨,我们毫无阻拦地走了进去。开始只是好奇,进去以后发现 那里边已经睡了很多人,看样子都和我们一样,是等候接待的外地人。我们顿悟:这里是 过夜的好地方啊!安静且暖和。不过,能睡的地方都睡满了,我们不甘心,终于在地下室 里找到一间空屋子,打开自己的铺盖卷倒头就睡了。 这一倒下去,就睡了个昏天黑地。待大家都睡到自然醒,收拾好行李走出去,才知道 已经中午12点了。午饭后,我们算了算,带的钱和粮票有限,不可能不依靠接待打持久 战。商量了一阵,决定去北大碰碰运气,或许北大可以直接接待呢。 到了北大才发现打错了算盘。我们在校内转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接待站,里面住的 外地人全是被先农坛体育场安排来的。更沮丧的是,北大校园里但凡能住人的地方,都被 塞得满满的,想找个墙根靠着坐一晚都不行。眼看天色已晚,只好打道回府,又在市委大 楼那间地下室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返回先农坛体育场,迎接我们的是当头一盆冷水,广播里已经叫到三千几 百号了,我们已经错过了自己的号。那感觉就像突然被抛弃在了荒芜人迹的地方,呼天不 应叫地不灵。串联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涌入,凑人数重新登记不难,难的是必须老老实实 在这里坐等几十个小时,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忍着、熬着。    万般无奈的我们在体育场里瞎转悠了一阵子,一个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每一组 那个公推的负责人并不认识自己组里的成员,只是负责清点人数而已。我们看准一个面目 和善的年轻人,前去恳请他把倒霉的我们也算入他负责的小组。他十分爽快,让我们上了 他们那辆车,被送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 住在接待站,吃饭不要钱了,我们需要操心的只有三件事: 头等大事当然是等待毛泽东的接见。不过,这是只能被动等待不能主动去做的事。 第二件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学(主要是北大和清华)去看大字报。那时北京的各种消息 对我们这些从边远省份来的中学生,很有吸引力,我们不辞劳苦认真抄了不少大字报。 第三件就是去看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我们的乘车卡只在城区内生效,长城和十三陵 都属于北京的远郊区,没有自费能力的我们只好放弃。北京城内的古迹故宫、颐和园等, 因“破四旧”而关闭了,剩下的只有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印象最深的是景山公园煤山上 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树,时光流逝几百年,这棵老树尽管不再枝繁叶茂,却还顽强地站立 着,让此时的树下人陷入沉思。    余下来的,就是等待那个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风起云涌的日子"  ·蒋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