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4小时前
批周会档案已被证实全部烧毁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原秘书赵炜,在耿飚的女儿耿弘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天平路我的家里,看望我和我的老伴葛蕴芳。 在交谈中,我向赵炜证实烧毁批周会档案的事。赵炜告诉我: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初,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原始记录,确实已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邓颖超的直接监督下,由赵炜等人动手烧毁了! 赵炜对我说:政治局批周会,批得可凶了。批周会结束以后,毛主席说过要把材料烧掉,但是一直没有烧。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大姐找叶帅商量,由两个人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并说毛主席指示过要把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烧掉,要求照办。经过华国锋的批准,由胡耀邦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取出政治局批周会的材料,全部拿到邓大姐的办公室。由我和叶帅的秘书王守江当着邓大姐的面,把原始记录全部烧毁。 政治局批周会的档案,终于证实已被全部烧掉了。关于政治局扩大会批判周恩来的情况,过去一直是严格保密的,只有中央极小范围内的少数人知道。我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书记,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会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也从未向上海市的领导透露过任何有关信息。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批判江青等人的过程中,才逐步地把批周会的内幕揭开。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朱韵和
14小时前
《晚年周恩来》劈头轰击要害的“炸弹”则是周即将油尽灯枯时的央告——1975年6月16日晚在病榻上强撑着用颤抖的手给毛写的信,先报告第3次开刀后膀胱癌的下步治疗方针;接着根据自己的研究建议毛早治眼病,继“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的结尾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 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高分析周预感毛对当年中央苏区两人间的过节、宁都会议上的一箭之仇耿耿于怀,即便在自 己生前高抬贵手,身后大概也不会放过。写罢后为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又以央求的口吻 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 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 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作者称令人百戚杂陈的上述短信浓缩了重厚的历史内容, 是周对一生与毛关系的自我总结,及解读其晚年内心世界的难得的线索,又发问“这篇辞卑言重, 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的东西,究竟是周恩来内心深处的真情表露呢,还是在乞求毛高抬贵手的韬 晦之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周对毛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翻老账深感忧惧而煞费苦心想尽早化解,回应敲打的信为表白 心迹、恳请宽恕而不惜自贬“犯罪,真愧悔无极”。欲利用毛因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写而须通 过身边人传话的境况来乞使勾销旧怨,还在殷切嘱托女秘书以最佳方式转递的便条里不顾长幼尊 卑而失身份地问候“您好”。一心想在风烛残年解脱精神包袱而对此表态的期盼尽在不言中 诚如 作者的剖析,落款时间比致毛信晚30分钟而可见使出浑身气力精心布置的便条更值得玩味:以 超常的“您”称谓的起首之后又有非敬语的“请你视情况”而呈另类矛盾,从中可发现谦恭与矜 持的两立而有如《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追求的带光线的立体,由此还能把称谓的用法作为解读政 治文法、人心机微、社会原理的重要材料。 李锐评《晚年周恩来》,肯定关 于毛、周的关系和“文革”内情的叙述符合事实,称周对毛的一套心知肚明却无奈,“他只能当 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由此可领悟到全国人民“大管家”不仅顺从领袖形似仆从, 甚至对红都禁域“小管家”的“小丫头”也是百般迁就。周赴长沙后已平步青云升作机要秘书的 张玉风向他抱怨:“你看,……主席的吃、喝、拉、撒、睡,都要我管。你也不管管。”李志绥描 绘的“弄得周很尴尬”从严辞语气想来合乎情理,反观江青对张的热中有冷则能联想电影《大 红灯笼高高挂》的台词——倔强的4太太力主处罚犯家规的下人时说的“(被老爷)封了灯我也是太太。太太就是太太,丫鬟就是丫鬟” ---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 夏刚
朱韵和
15小时前
1956年7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 里外的沟墩镇。,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 ‘珍 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 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 “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 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 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 ---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