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台灣住民自決運動手冊」序 二戰結束後,人類文明進到一個嶄新的時代。 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呼籲各地響應「主權在民、人民自決」的理念,以徹底消弭人類社會為爭奪領土主權而引起的戰爭。 二戰結束時,世界上只有60個主權國家,現在這個數目增加到了195個;也就是有135個新興國家,依據主權在民的原則,脫離了以前外來政權的統治,完成了獨立建國。 台灣、韓國二戰時同為日本的殖民地。二戰後,韓國迅速獨立,然而台灣,不幸受到國、共內戰的牽連,至今未能建立台灣人自己的國家。 「主權在民」的理念,早在1689年即由英國人約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他主張每個人都有生命、財產和自由等天賦人權,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保障天賦人權;因此政府應該由當地住民以選舉方式產出,以確保政府能照顧當地人民的權利。 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大一統」思想,違反約翰洛克的民主理念和「主權在民」的原則,是反人權、反民主的霸權主義。這種落伍的帝國思想,造成過去幾千年不停的戰亂,時至今日還在剝奪著中國的人權,威脅著台海的和平。 住民自決、正名制憲、完成國家正常化,是所有台灣住民的天賦人權。台灣人應該讓「住民自決」的呼聲響徹雲霄,讓「正名制憲」的行動如火如荼。 台灣人如果敢於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不僅可以贏得自由世界的尊敬和支持,也能鼓勵對岸遭到中共暴政壓迫的各個族群,起而推翻那個未經人民投票,而是由槍桿子非法建立的「馬列毛」邪惡政權。 在「正名制憲」的大道上,許多台灣前輩先賢曾經冒著巨大的風險,艱苦奮鬥。我們一方面要向這些前輩致敬,一方面要承先啟後,為維護自己和後代子孫的生命、財產、自由,勇敢前行。 今天「台灣國」推出了「台灣住民自決運動手冊」並請我寫序;爰成此文,敬請大家指正。
建议:日本应当立即驱逐薛健并与中国断交 作者:新高地 2025年11月,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台湾紧急状态”议题上,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公然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极端威胁,声称“我会毫不犹豫地砍下你肮脏的脑袋”。这一言论不仅是对日本主权和领导人的赤裸裸侮辱, 更是对国际外交规范的公然践踏。作为一个自诩“大国”的国家,中国外交官竟在领事馆这一外交豁免的“庇护所”中,肆无忌惮地宣扬暴力与仇恨,这已超越了“失态”的范畴,直指日本国家安全的红线。 首先,日本必须直面事实:薛健的言论并非一时口误,而是中国官方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蓄意挑衅。高市早苗首相作为日本政坛的铁腕人物,一贯主张加强日美同盟、维护台海稳定,其政策深受国际支持。中国借“台湾紧急状态”这一敏感议题,试图通过薛健之口向日本施压,警告其勿插手“内政”。但这种“内政”论调早已破产——台湾问题关乎亚太和平,日本作为直接利益相关方,有权且必须发声。薛健的“砍脑袋”威胁,暴露了中国外交的野蛮本质:当理性对话失效时,便诉诸中世纪式的恐吓。这不是外交,这是恐怖主义。 日本政府对此事件的回应迄今暧昧不明,仅限于“外交照会”的形式主义。这种软弱姿态,不仅会助长中国蛮横,还会让日本在国际上蒙羞。试问:如果一名日本外交官在驻华使馆对习近平主席发出类似威胁,中国会如何反应?毫无疑问,北京会以雷霆之势召回大使、驱逐相关人员,甚至升级为全面外交危机。日本若继续忍气吞声,只会让薛健这样的“狂犬”得寸进尺。日本应当立即宣布薛健为不受欢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勒令其在48小时内离境,并召回中国大使进行严厉谴责。 这不是报复,而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最低底线。 更进一步,日本必须审视与中国的整体关系。近年来,中日关系屡屡因领土争端、经济胁迫和人权问题而濒临破裂。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扩张主义,已将日本推向战略包围的边缘;其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更是日本安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薛健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它揭示了中国外交的本质:表面和气,骨子里霸凌。继续维持这种“不对称外交”,日本只会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和“安全筹码”。日本应当果断与中国断交,重塑外交格局。 断交并非鲁莽之举,而是战略机遇。首先,在经济上,日本可加速“去中国化”进程。早在2020年代初,日本已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转移半导体、稀土等关键产业至越南、印度和本土。如今,断交将加速这一转型,避免中国利用经济杠杆反噬日本。其次,在安全上,日本可深化与美国的“印太战略”联盟,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和欧盟,形成反华包围网。台湾作为“第一岛链”的关键,若中国武统成功,日本本土将直面威胁;断交后,日本可公开支持台湾自卫,提升自身威慑力。最后,在道义上,日本的断交将为国际社会树立标杆。欧盟、美国乃至东盟国家,正因中国的人权记录和贸易壁垒而犹豫不决——日本率先行动,将点燃全球“脱钩”浪潮。 当然,断交并非一蹴而就。日本可分三步走:第一步,驱逐薛健并冻结双边高层对话;第二步,联合美欧发起“中日关系审查”国际会议,曝光中国外交暴行;第三步,国会通过《对华断交法案》,正式终止外交关系,同时启动新盟友网络。历史告诉我们,绥靖政策只会酿成更大灾难——二战前的日本便是前车之鉴。今天,日本若不借薛健事件“壮士断腕”,明日将付出更惨痛代价。 高市早苗首相,您的“砍脑袋”威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日本勇气的考验。日本人民都期待您以雷霆手段回应:驱逐薛健,断交中共暴政,让东京的樱花在自由的旗帜下绽放。亚洲文明灯塔的尊严不容亵渎,行动起来吧!
今天,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墙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墙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