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既往言论中有个高频词汇是“务实”:我经常抨击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结果被一些空想家说成是反民主。 推翻过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社运专家Srdja Popovic有种态度就很能引起各国社运人士普遍共鸣:dream big, start small。 空谈谁不会?不屑从小事做起,一来就要打最大的硬仗,这才是空想家本质。 美国社运专家Jonathan Kozol也讲过类似的话: Pick battles big enough to matter, but small enough to win. 要挑选那些大到举足轻重、但又小到容易取胜的战斗。 社会运动总是在伺机寻找具体的突破口,这使得社运人士普遍有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策略和务实的决策。 像民主、自由、独立自主这类宏大口号最多只能用来团结一小部分社运骨干(甚至都没法团结多数社运骨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有社会动员力的往往是那些大到举足轻重、又小到容易取胜的具体目标。你凡是有心钻研各国社会运动历史都会注意到这种问题。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不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来动员国家的,而是奔着一个具体目标:要独立工会。甘地以前空谈印度独立自决的时候并没有社会影响力,但他挑选了两个非常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结果至少两次把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了。 在经历过1857-1858年武装起义失败惨痛教训之后,印度社会虽然经常想报复,但大部分人意识到武力上挑战英国殖民者几乎不可能胜利。英国人屠杀印度起义者可是毫不手软,有数据估计有约80万印度人死于大起义(包括战争引发瘟疫和饥荒造成的死亡),光某些局部地区就有15万人死于起义;相比之下,殖民者这边伤亡大约只有6000人。 中国人误以为英国人文明杀人少、中共野蛮杀人多,所以印度非暴力抗争才可能取胜。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错觉,是因为他们对印度大起义造成惨重伤亡的历史创伤,视而不见。 甘地就是意识到印度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但人口再多,也不是靠蛮干拼伤亡就可以取胜的。人海战术并不一定只有拼谁死得多谁取胜。对甘地来说,人海战术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这就有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甘地从“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看到的就是运用人海战术优势,避开暴力对抗的劣势。这两次运动不但很成功汇聚了印度民心,还把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对抗殖民者(并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比别人文明)。这就是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特点:从务实的小事情出发,以小博大。 反之,空谈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所谓各省独立的人除了给自己凭空塑造很多敌人之外,什么也推不动。不过倒是在学“假老练”、装“智叟”这方面(尤其一些愤世嫉俗分子和亚文化群体的极端分子最喜欢干耍这种小聪明),有些人堪称独步天下,打架没赢过、抬杠没输过。 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也有个非常务实的具体目标,就是反封控、反清零。这场运动实实在在制造了不小麻烦逼迫当局让步,但剩下来喊民主、要自由的人最终没能够坚持到底。他们为什么势单力薄,无法坚持抗争到底呢?问题还是在于抽象而且宏大的口号难以形成全国性动员,反而还很容易引起大范围抵触。 在中国重新推进社会运动,要从具体的小目标开始,轮番挑战当局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突破社会心理障碍、积累社会运动经验、形成社会自主动员网络,等这些条件一旦形成,就可能出现多次全国性的反复抗争活动。 当然,这里必须给一些空想家泼冷水:就算反复爆发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不等于政权就会崩溃。在这里就要提到我先前反复阐释的一个理念:用“平行社会”去吸引和瓦解中共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和依附者——你只有比中共给出的选项更能引起广泛共鸣,你才可能瓦解他们。 反过来,如果你跟中共一样流氓、一样拉胯,甚至还处处比不上中共,民众凭什么支持“平行社会”作为未来国家的替代方案? 再者,我还要再次抨击一些空想家过于好高骛远:你甚至都没有对政权构成真正威胁和挑战,就开始空想未来建国方案,不管你空想联邦国家,还是空想各省独立,都一样属于自欺欺人。 务实的社运态度,一定是搁置好高骛远的空想,脚踏实地寻求具体反抗目标,从发动一场小型社会抗议、小型社会联动开始或者从具体跟社运人士建立合作关系开始。学会合作、沟通、谈判和管控分歧是大学问,很多人就是好高骛远不屑于去做,结果跟人讲话多讲几句就会骂娘,这样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凭一己之力就能挑翻一个大帝国?
中国在从 1911 年到 2011 年的一个世纪之中充满了改革、叛乱 和革命,尽管在这百年里,统治中国的不同政权,从晚清王朝到民族 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从毛泽东的政治恐怖到后毛时代转行资本主义 之实的共产党政权,全都为了其各自所界定的所谓国家利益,强调国家统一、社会控制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一般认为,叛乱与革命的发生,是源于晚清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贫困与停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个标准看法,就是在持续鼓吹国家富强之时,强调他们所理解的贫弱中国和因此而来的现代化动因之间的种种联系。 共产党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阐释(如今已经成为当今官方观点或主流叙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代替了其它阐释)强调,1949 年之前的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饱受经济贫困、阶级 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苦难,国家则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欺辱。 无论在本土中国还是在海外,人们所广为接受的当年中国的标准图 景是:从 1840年鸦片战争中败于大英帝国,到 1949 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持续处于贫穷、停滞和保守状态。对那些不认为毛有效地解决过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 1979 年; 尽管毛时代在意识形态上是激进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极权的。 是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孕育了持续不断的叛乱和革命——这种观 念根深蒂固,甚少遭到质疑。 本文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并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物质主义 和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提出质疑。本文首先展示,中国在 20世纪初期曾经确实取得了实质性的(尽管是不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繁荣为基础,本文重新审视了经济状况与社会 不满及政治抗议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虽然物质落后和经济停滞常 常引发中国民众造反,但在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良好、各种西化改革措 施顺利推行、社会走向现代化之时,政治不满同样会急剧并大规模增 加。本文认为,中国对现代化的追寻,一直受困于经济繁荣与社会抗 议之间的张力。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有过三波周期性的由现代化努 力所推动的经济繁荣,但每一波的经济成功都伴生着社会不安的加 剧。因此,本文断言,不仅物质的落后会导致政治不满,而且,经济 增长和现代化——就像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取得的那样——也同样会推动政治不满的高涨。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繁荣带来抗议:经济成功与政治不满的周期性困境)(2009/10)
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1943年11月10日至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启麦:萧军日记:延安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