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 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 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08"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08"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1000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08'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5000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XXXX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XXXX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X长和军队党内X级X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
朱韵和
1个月前
内外有别 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 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 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 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 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 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 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 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 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 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 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 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XX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 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 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XX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和]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XX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XX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政治局的朱德批斗会” ·肖思和·
朱韵和
1个月前
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毛刚死,尸体还搁在那里。江青就悄悄对毛最亲密的女人,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那个女秘书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关系到中共 最高层权力斗争的文件争夺战开始了。 江青和毛远新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结果拿走了两份。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同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他们的意见。汪东兴因为忙于毛的吊唁活动,一时不知这些事,等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词向汪报告,汪大发雷霆,立即赶回中南海找张玉凤。下了命令,「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任何人不许拿。」张玉凰找江青要回那两份文件,江青不还。张玉凤说不是我不给你,是汪逼着我。江一听大怒,说「,汪东兴,他只是一个卫士,一条看门狗,都敢欺负到老娘头上,看他能猖狂几天。」服务员把听到的告诉汪,汪更坚定了先下手的决心。 汪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不想就此和江青搞僵关系,说过几天再说吧。汪说,「这些文件里有许多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这是党中央的核心机密,谁拿到这些文件,谁就能杀人,关系重大呀。」汪又提议,这些文件全部交给中央保密局管,汪是保密局的局长。汪真正担心的是他自己的检查书,一直也放在毛的文件柜里。 在九月十九日的江青提议召开的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上,华和汪意见一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过份僵,就不再坚持。 ---"七六年北京宫廷政变的真相" ·范似栋·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17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