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1975年底,周总理病得快要死了。一天,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二人共用晚饭。我不敢离去,就坐在屏风外面。里面很静。偶有碗碟之声,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妻吃饭,从来听不到老俩口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他俩就这么枯坐了几十年。 掌灯时分,我听见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 颖超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沉默。周恩来说:“我在延安摔断胳膊的事,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1939年,周恩来去抗大作报告,江青非要与周一道骑马去。路上江青扬鞭,惊了周恩来的马,周摔下来,断了胳膊。我未料到,这一真相周恩来竟对妻子保密三十余年,直到最后诀别才吐出来。我的心大大战栗起来。周恩来真是一口深井,不可测。邓颖超沉默着。 周恩来死前十天,病情急剧恶化。他形销骨立。昔日风采不再。巨大的病痛折磨着他。他的面容始终平静。他比烈士坚强。有天夜里,他辗转反侧。医生来到床边,他说:“大夫,我实在忍不住痛了,想哼哼两声,行不行?”医生哭了,说:“总理,你痛你就喊。大声喊吧。你想怎样就怎样。总理,你别……别再拘束自己了。”周恩来紧咬双唇,脸庞如刀刻般有力。他始终未发一声。 周恩来弥留之际,叶剑英来探望,把我召唤过去,严肃地吩咐:“准备好纸和笔,还有录音机,二十四小时呆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要发泄,你一定要记下来。” 周恩来数度昏迷。偶尔醒来,便抚摸放在床头的毛泽东像章和毛泽东诗词。坚不开口。他至死守着他的防线。最后一夜我守在门口。朦胧欲睡。忽然屋里有动静,一个激灵醒来,抓起录音机就进去。清清的月光透过窗棂泼进来。周恩来清癯的脸浴在月色中。眼睛显得特别大。有神。有微弱的声音: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 《国际歌》!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唱起无产者的礼赞。神圣之后,不再快乐。快乐之后,不再神圣。 天亮后,周恩来停止了呼吸。他至死眼睛没有闭紧。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1个月前
彭德怀曾批评周恩来:“净做笨事。是个笨人。”笨人做不了笨事,笨事都是聪明人做的。周恩来太聪明了。他因为聪明而痛苦,又因为痛苦而聪明。到后来,我亦分不清周恩来的炉火纯青的表演哪些是逢场作戏,哪些是真情投入。只有一点我能肯定。鞭策灵魂是残忍的。内心挣扎是惨烈的。这种挣扎在他生命即将结 束时达到了顶峰。 1973年,林彪已死去两年,周恩来总理虽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实际是坐稳第二把交椅。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参观毛泽东故乡韶山回南京后,提出将周恩来总理淮安故居加以整修,也弄成一个供人民瞻仰的去处。江苏省委正式向周总理写报告。我知道周恩来对母亲感情极深。周恩来祖上显赫。他出生时正值祖父升官,故名“恩来”,以示“恩自天来”。恩来母亲乐善好施。周恩来离家时她对他叮嘱的最后一句话是:“儿呀,以后你要是遇到讨饭的,尽量别给他们冷饭吃。”母亲去世前大病一场,双目失明。回家时恰收到周恩来寄的一张照片,母亲凄叫道:“给我开灯!”她什么也看不见。不久与世长辞。周恩来每念此,泪水长流。 抗日战争时其父尚在。新四军过淮安,其父专门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上供一面镜子,一碗清水,以象征“共产党、新四军清如水,明如镜”。周家祖坟在淮安城西十里。富贵隆重。翠柏森森。高冢内葬六口棺木,其父母都在。江苏省委的电报是我送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周总理看毕,脸色一寒,使劲拍了下桌子:“江渭清脑子不清!”他又一次拿起电报来看,手有点哆嗦。随即吩咐:“立即回报,不准胡来!故居一事,只能突出毛主席一人,不准再有同类事件!” 那夜恩来无眠。次日,他派邓颖超回淮安,令南京军区派工兵和挖土机,将六座祖坟掘开。在附近再挖一穴,挖得特深,然后将棺木两口一层重叠放下,上面用土复盖,不隆起,种庄稼。原来的祖坟用推土机铲平。几十株数人抱不过来的松柏一律斩光。周家祖坟顿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周总理还不放心,叫江渭清呈照片查验。江青听说此事时,正在天津小靳庄视察,与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江青说:“你改名叫周克周吧,用你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周恩来看照片时平静极了。这种平静使我感到恐怖。我突然想,这样的人怎么能有后代呢? 那天北京暴雨如注。 ---刘亞洲:还原一个真实的周恩来 转自《刘亚洲文集》
朱韵和
1个月前
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 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