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2个月前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伟大领袖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反抗的时候,奴隶便产生了;当我们不会质疑的时候,骗子便产生了;当我们太娇惯的时候,畜生便产生了。如果不是丘吉尔挺身而出,带领英国人民顽强抵抗,整个欧洲可能都得说德语。然而在1945年,当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时候,作为世界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却被英国民众赶下了台,理由是他的时代结束了,英国需要经济复苏。 我们不会惊叹于伟大人物的诞生,因为英雄是时势创造出来的符号,但我们却感叹于将伟大人物赶下台的民族。我们不禁要想,是什么样的思想能让一个民族在面对世界性的胜利时,还能如此同步的保持冷静。当英国人说,我们感谢丘吉尔,但我们不会崇拜任何人的时候,原来不是丘吉尔拯救了英国,而是英国的文明制度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临终前对后人说,如果爆发战争,土耳其一定要保持中立,如果不能保持中立,那就加入英国所在的一方,因为英国总是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 1215年,当东方世界还在君杀臣、臣弑君、皇帝轮流做的循环中,不可自拔的时候,英国人却倒逼王权签订了大宪章,从此确定了王在法下的原则,谁当国王无所谓,但国王违法就得上断头台。法律不再是权力的工具,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1688年,当强势的国王詹姆斯二世试图恢复君主专制时,英国议会邀请荷兰新教王子威廉三世入侵英国,赶走了詹姆斯二世,史称光荣革命。从此,议会成为国家权力核心,君主成为象征性存在。次年,权力法案通过,确定民众享有基本权利,确立司法独立体系。 中国历史上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明代中晚期,也就是16世纪末。但在皇权专制的限制下,在士农工商的儒家思想笼罩中,萌芽很快就被掐断。而在那个西方的小岛屿上,在开放与平等的思想、稳定的环境、健全的法律意识、良好的私人财产保护机制时,工业革命很快就到来了。契约式的社会制度,让这个地理面积还不如中国一个省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 讽刺的是在现代化的今天,却很多人都看不起英国,嘲笑他从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沦落成为今天的所谓的二流国家。他们可能不知道的是,那些从殖民地独立的七十多个国家中,有56个国家还自愿留在英联邦的体系中,有15个国家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的国家元首,却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自己曾经被殖民的历史,对英国产生民族仇恨情绪。甚至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能剪掉脑袋上长了几百年的长辫,能解开脚掌上果了上千年的臭脚布,都与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关系。
Morris
2个月前
在中国,比预制菜更可怕的是预制人。跟餐馆到处都是预制菜一样,其实到处都是预制人。什么是预制人?就是被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和职业系统,像生产料理包一样批量预制出来的人,跟预制菜有标准的配方一样,预制人也拿着一个标准的人生剧本。我们从小就被塞进同一个模子里面,上好学校,找好工作,买房子,结婚,追求所谓的正确和流行。今天徒步火了,就换上冲锋衣,挤进最热门的路线。明天拉布布火了,就突然变身最疯狂的粉丝。哪个热点上了热门,就立马跑去拍照,精修九宫格,然后配上全网统一的文案发朋友圈。用最贵的装,备赶最新的潮流。但是呢,却过着一种高度同质化,可预测的生活。静下来一想,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看起来好像经历丰富,但实际上内心空空如也。而且更讽刺的是,这种被预制出来的人生,表面上却要显得特别有个性。就像预制菜有那种跟锅气风味香精一样,滴几滴就想伪装出猛火快炒的锅气。我们个性的中央厨房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和网红博主那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琳琅满目的个性模板,飒气的大女主,温柔的治愈系,清冷的击剑风。我们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模板,然后努力去扮演。但是这就像加了锅气香精的预制菜,尝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本质上是一种仿造的个性,骨子里面还是批量化生产出来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找回自己那点真实的锅气呢?我觉得真正的个性应该是敢于和别人不一样,同时呢也敢于和别人一样,关键看自己喜不喜欢。我们敢于去追求小众的爱好,也敢于大方的承认就是喜欢大众的东西。我们不是活在社会提供的剧本里面,也不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更不是活在精修的朋友圈里面,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标准的看着还不错,但却没有一丁点灵魂的预制人。
朱韵和
2个月前
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 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南风窗》:“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南风窗》: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章剑锋
朱韵和
2个月前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 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 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 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1976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 1955年,毛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千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P357)中央即毛,“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 1963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1966年3月,他又向中宣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1964年8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毛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1942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6月2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1945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