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Wu
1个月前
听期播客,说法国养老金问题全世界最严重(和韩国),完全依赖年轻人交巨额养老金税负,填补老年人窟窿。 记得在北京刚毕业入职,听说自己基本工资只有 2000 块,而某老师退休工资高达 2 万,阶级愤怒马上来了。现在住在香港,HK 的养老金制度又是法国的最极端对立面,蛮有趣的。 用 GPT 研究讨论了下,分享信息: 法国是“最富的穷老人国家”——福利慷慨、制度臃肿、改革困难、财政压力全球前列。 法国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约 14%(OECD 数据),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几乎最高。法国每赚 1 欧元,就有 0.14 欧元用于养老支出;且生育率降低,寿命增加,缴的人越来越少,领的人越来越多、领得越来越久 法国长期存在“42 个独立养老金计划”,包括公务员、铁路工人、电力工人、律师、医生、艺术家等。这些制度差异极大:有人55 岁退休,有人必须工作到 67 岁。每次统一改革都引发全国性罢工。2023 年政府强行推动退休年龄 62 → 64 岁,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 法国主要仍是“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几乎没有巨额积累基金。不像荷兰、加拿大、丹麦那样有长期投资型养老金基金。因此对经济波动极度敏感,一旦就业下滑或财政紧缩,系统立即吃紧。 有趣的是,我所居住的香港和和法国是全球养老金制度光谱的两个极端端点: 一个是“财政极度健康但个人保障极弱”,另一个是“个人保障极慷慨但财政极度危险”。法国的逻辑:“退休是权利,国家必须保障。”结果:国家被掏空,但老年人活得安心。香港的逻辑:“退休是个人责任,政府只提供规则。”结果:政府很稳健,但很多人老了发现钱不够。 香港养老制度核心是强积金(MPF,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每个在职者和雇主各自缴纳月薪的 5%,存入个人账户,自负盈亏、自己积累;政府只承担最低保障(如“综援计划”),并不为大多数人提供固定养老金。 这套制度的特征是:财政负担极轻,政府几乎不需要补贴;市场导向强,养老金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长期收益取决于市场表现。 中国大陆和台湾则介于法国与香港之间:中国大陆是政府主导的社会统筹 + 个人账户制的混合体,人口结构恶化,缴费人数减少,支出快速增加,养老金收支缺口扩大,多省份已经靠财政补贴维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高企业职工低,城乡差距巨大,财政压力在未来 10–15 年会越来越明显;政府已经开始推动改革,包括延迟退休、发展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台湾与法国类似,现收现付制,劳保基金多年来入不敷出,长期预测在 2030 可能破产;政府尝试通过延迟退休、调整给付公式、增加保费来缓解危机。 播客:
Colin Wu
1个月前
增长狂魔、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彬森公开课,他提出酒店、KTV、赌场三种商业模式,摘取一些分享: 酒店型:卖“理性服务/时间/功能”。靠性价比与稳定体验取胜,天花板受限,容易价格战。 KTV 型:在基础服务上叠加“社交与舞台”(虚拟礼物、成员等级、道具等),让一小部分人因展示、互动、陪伴而高付费。 赌场型:把“博弈/不确定性/输赢与炫耀”变成核心玩法,用户为期待与刺激付高价,ARPU /利润极高,但风险与监管、伦理要求也最高。 若用户的第一理由是“更便宜/更稳定/更省时” → 酒店型。若大量消费发生在“被关注/互动/社交场景” → KTV型。若用户的兴奋点来自“结果未知的输赢/稀缺掉落/排行榜名次” → 赌场型。 唐彬森说: 不要在赌场门口卖水,要深入核心交易环节!虽然你离这个门只有一步距离,但是你的这个利润是差别是天壤之别的。 他说: 我记得当时我们推出了一个服务,企业服务有个特点,就是老板老喜欢比价,就老板老喜欢比价。 “哎,我今天你这个服务很好啊,明天看到一个更便宜的,马上就换掉。” 所以一定要……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一定要搞清楚一个事情,就这个行业好不好。如果好的话,要在这个行业里面最核心的位置,不要在边缘去做。 其他一些观点: 与大公司竞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都想用钱解决,创业公司一定要养成一个用没钱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公司能赢大公司 —— 因为幂率世界不讲线性,大公司靠的是资源叠加、预算砸流量(线性增长);小公司靠的是产品、创新、效率(提高系数的非线性增长)。 “100×1.4 > 50×1.2 + 50×1.2” 你把 100% 的资源集中到一个点上,让它增长率从 1.2 提到 1.4,远比你做两个平庸的项目(各1.2)更有价值。 如果这个产品不具备调动人的情感因素的话,你最后就是一个价格战的漩涡,很惨。 人类他有个毛病,他在认知上他就有个毛病,就喜欢动不动就总结一下。因为他想把事业搞简单,他觉得认知(很)累,他喜欢总结。 每一个团队、每一个人,他过去都有各自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呢让他有经验主义,他就非执着于这东西。这是最可怕的。 你跟用户沟通沟通,你还能真的能发现东西。你老是天天自己在想这个是有问题。所以建议就是大家走到用户中去,去跟用户多沟通,才能真正了解用户。不要认为自己了解用户,这是最可怕的。 全文:
Colin Wu
1个月前
记得之前有个很胖的朋友,重度脂肪肝,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后,竟然重度脂肪肝也消失了。GPT 研究了下,还挺有趣: 肝脏被称为人体唯一真正能再生的器官,是进化上极其巧妙的设计。 肝脏的主要细胞叫肝细胞(hepatocytes)。它们跟其他器官的细胞最大的不同是可以重新进入细胞周期分裂。绝大多数人体细胞(比如心肌细胞、神经元)一旦成熟就“退出分裂”,只能靠存量维持。但肝细胞不一样,它们像是被“设定”为永远保留复制权限。 实验表明,哪怕切除掉 2/3 的肝脏,只要剩下 1/3,肝细胞就能在 2~3周内长回原来的体积。 为什么肝脏需要这种能力?这和它的“工作性质”有关。肝脏是身体的“化工厂”和“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上千种代谢产物;因此它天生就暴露在“毒性风险”中,如果没有再生能力,人类可能早在史前就被环境毒素淘汰了。换句话说:肝脏的再生能力是进化赋予它的自我保护机制。 科学上已经发现肝脏至少有三种“再生模式”:经典再生,切除或急性损伤,成熟肝细胞直接分裂。干细胞样再生。严重慢性损伤,胆管细胞或干细胞分化成肝细胞。代偿性肥大,轻度损伤,细胞体积增大,功能增强。哪怕受伤方式不同,肝脏总能找到一条“重生之路”。 虽然肝脏能再生,但前提是:损伤不超过某个限度;没有持续毒性刺激(比如长期喝酒、药物、脂肪肝);纤维化还没形成大量疤痕。一旦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健康肝细胞数量太少、再生空间被疤痕组织占满,再生机制也“失效”了。 其实,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肝脏都有强大的再生能力。这是一个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的共性。小鼠、兔子、狗、猴子:做过经典的“部分肝切除实验”,去掉 2/3 的肝,剩余肝组织几周内恢复体积;鱼类和两栖类动物:某些甚至能“完全重生”肝叶;说明肝再生是哺乳动物普遍存在的防御机制, 因为这种机制,早期发现肝病治愈率极高,肝病几乎都是“早期可逆,晚期不可逆”。脂肪肝是“最可逆的肝病”,早期干预几乎 100% 可恢复。 肝硬化、肝癌 ≈ 早期没干预的结果,正常肝 → 脂肪肝 → 炎症 → 纤维化 → 硬化 → 癌变。
Colin Wu
1个月前
从当年读书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香港的私人小区,干净、有序、便利,每层都有垃圾房,不用下楼丢垃圾,很大的会所,下楼就是地铁巴士超市商场,极度便利。 之前看《我的母亲做保洁》(尤其推荐深圳的朋友看,微信读书),更能体会保洁人员的辛苦。最近发生的一个事蛮有趣,分享给大家: 香港小区每层的垃圾房我特别喜欢,内地好像都要拿到楼下丢,往往搞得小区臭气横流。但垃圾房理论上只能丢垃圾袋封口的垃圾,其他东西需要走到平台的大垃圾桶去丢,比如快递纸箱。但总有人喜欢把纸箱等大型垃圾堆在垃圾房。垃圾房门口贴满了物业的告示,要求“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内”,但总有些住户熟视无睹。 某一天我看见又一堆纸箱丢在垃圾房,甚至箱子里还有几个纸尿裤,气得我火冒三丈。下楼时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随手撕了张纸写了个告示,贴在垃圾房门口,中英文写,“不要把无法丢进垃圾桶的垃圾放在垃圾房!必须丢到楼下平台!” 有趣的是,从这以后,这张破纸的效果比物业的好几张告示都有用,几乎再没有人乱丢(其实我当时想,如果还有人乱丢,我准备贴在每个住户门口)。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否定句往往比肯定句来得有效、强烈、愤怒;物业的告示太温柔了,如果加上罚款,谁还敢丢?第二,物业管理公共物品,乱丢垃圾对它利益侵害小,但同一楼层的住户,乱丢垃圾对我侵害大,这个乱丢的人看到我的纸条,能感受到更大的愤怒值,甚至有一种被邻居盯着的巨大压力,所以不得不克服懒惰并且屈服。
Colin Wu
1个月前
昨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清朝满族一点人,让上亿汉人剃光前额、留辫子数百年,西方人看了说是“猪尾巴”,极其丑陋,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身体上的规训,似乎在人类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类似的我只能想到裹小脚和保守宗教中的女性蒙面。和 GPT 讨论了几万字,整理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分享: 纵观世界历史,类似强制外貌或身体改变的政策极少。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明把“身体改造”做到如此彻底。在整个人类史上,能真正做到“控制全民身体外貌、持续数百年、兼具象征与制度力量”的,只有两个体系:清朝的辫子和伊斯兰的面纱。 福柯:权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维系。 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被迫同化的内在化”(internalized subjugation)。意思是:当一种强制行为持续足够久,人们会出于社会安全感,主动合理化它。 清初的满洲政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确立统治,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或“风俗”,而是为了政治忠诚的可视化标志。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服从的象征,甚至比语言、宗教还强烈。 暴力的仪式化 + 制度的延续性 + 文化的吸纳性。 清初推行剃发时,南明、江南地区的抵抗极其惨烈,很多人宁死不剃头,史书中甚至有“发不剃尽,血流成河”。从 1645 年正式推行,到 1911 年清亡,几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男性(包括汉人、蒙古人、满人、朝鲜人)都被要求留辫。 渐渐对普通人来说,“留辫”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反抗的代价极高,而生活的安全感与繁荣感让他们逐渐失去抵抗意愿。几代人之后,剃发不再被视为屈辱,而成了“日常”。连文学、绘画、戏剧里的男子都以“辫发”为美。 然而,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大量来到中国,对辫子留下了非常一致的负面印象。英国旅行家巴罗(Barrow)在《中国游记》中嘲讽清兵“后脑垂一尾,若猴尾然。”英国画报常把清兵画成“Pig-tail army(猪尾巴军)”。 鸦片战争后,清廷确实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派人出洋、学西制,但“辫子”这件事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敢碰。剃发是满清统治象征,谁敢提废辫,等于说“皇族不该存在”。 清末维新时期,剃辫(剪辫)成了政治反叛的象征。辫子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符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剪辫是“断绝奴性”的第一步;孙中山更是明确规定革命军“剪辫为先”。但也有很多人主动维护辫制。革命军剪辫,他们愤怒地喊“这不是中国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通过身体实现统治”的例子。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类似机制——权力通过细节、规范、姿势、仪容管理社会。清朝的剃发令几乎是这种“规训社会”的极致表现。 在别的文明中,虽然也有类似行为,但方式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和服、剃发束冠,改穿西式礼服。俄国彼得大帝下令贵族“剪胡须、穿西装”,模仿欧洲。凯末尔强制废除头巾、长袍,推广西式帽子和西装。只不过方向相反:清朝是“退向传统”,他们是“进向现代”。 比较类似的包括:裹小脚是一种社会性规训——女性为进入婚姻与社会体系,被迫改造身体。它不是由国家法令推动,而是家族、族群、婚姻市场的共同压力。裹脚让女人身体畸形,但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美”、“教养”、“贞洁”的象征。女性身体被家庭与社会价值观控制,用来体现“男性的体面与控制力”。非国家强制,但比国家更稳固;持续时间长(约1000年);两者都让身体成为权力的舞台,只是一个属于国家,一个属于父权。 伊斯兰女性蒙面最初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宗教文化中“贞洁与虔诚”的象征。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北非),它逐渐被制度化、政治化,演变成性别秩序与社会控制的符号。如果从“范围广度、持续时间、现代性下的延续”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蒙面制度”确实比清朝的辫子制度更深刻、更顽固、更复杂。它跨越政权、地域、时代, 即使现代国家世俗化、教育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也依旧牢固存在。 福柯:最强大的权力,不是让你屈服于外在命令, 而是让你主动维护它。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里,蒙面并非简单压迫。很多女性真诚地认为那是尊严与信仰的体现。 这就让权力的性质更复杂。外人看来是限制;内部人认为是美德。这就是文化权力的终极状态:它把屈从变成了身份,把约束变成了荣誉。
Colin Wu
1个月前
关于当代机构媒体困境和个人媒体机遇的一些思考,通过 GPT 整理: 在传统时代,媒体是信息的稀缺中介。社会没有“质疑通道”。所以即便媒体犯错,也没有公开的反馈机制。媒体的权威是结构性垄断带来的。 但现在不同——信息生产和发布几乎零门槛。评论区、社交媒体成为即时审判场。媒体不再是真相的发布者,而变成“无数真相叙事中的一个竞争者”。所以哪怕媒体现在比过去更准确,它的权威感却更脆弱。 信任不再是制度赋予(编辑部、资质、报头),而是算法、情绪、社交关系赋予的,于是准确性在传播层面被流量逻辑稀释掉了。一个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带来的传播量,远超一篇经核实的报道。于是媒体的激励结构被颠倒了:真相的边际收益下降;情绪的边际收益上升。 “KOL 化”是媒体为生存做的自我进化。因为流量成了新的货币。在算法世界里:媒体机构和 KOL 在推荐逻辑上是同质竞争;影响力成了新的权威指标;个性化表达取代了机构性客观。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媒体,往往反而传播更弱。而善于制造情绪、叙事、身份认同的“个体”,反而更像媒体。 社交媒体的推荐逻辑,天然偏向“人”,有连续表达的轨迹;有面孔、有声音、有情绪;能制造共鸣和粘性。这就让很多原本在机构里受限的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离开后反而更自由、更受欢迎。他们带着专业积累进入“人格媒体”时代,同时兼具可信度与亲近感,受众自然迁移。
Colin Wu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