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传播

我必须明确回应:这不是“借用”,而是严重违反职业操守的三重失范行为。 以蔡慎坤在何卫东事件中的表现为例——我在全网率先独家爆料,指出何卫东被带走,随后明确其被关押于301病房。这一信息冒着极大风险发布后,蔡慎坤第一时间站出来否认,甚至借用所谓“多数网友”的名义,将其定性为“谣言”,客观上起到了打压真实信息、干扰公众判断的作用。 而当事实逐渐坐实,他却迅速“转身”,称“根据他的消息源”证实此事属实——否认时最积极,承认时却把自己包装成爆料者。这种行径,说白了,就是鸡贼。 更荒谬的是,他随即携带我最初爆出的核心信息,四处接受采访、参与节目、登上媒体,被包装为“独家消息源”。从否认、到“证实”、再到垄断话语权,他整套流程行云流水,鸡贼之外,更显冷酷。我对内多个媒体提出抗议之后,才有记者请我吃饭,算是道歉。而蔡慎坤至今未道歉。 这不是“借用”或“流量竞争”,而是赤裸裸的打压、盗用与剽窃。在国际传播领域,这类行为早已构成侵犯版权与知识产权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媒体公司之间早就足以引发法律诉讼。而在中文舆论场,一些人早已习惯于野蛮竞争与无赖做派,把这类行为当作“常规操作”。 这种风气一旦被纵容,代价将由整个舆论环境买单。谁还愿意冒险爆料?谁还愿意站出来说真话?真正承担风险的独家信息发布者,理应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与署名引用。 这就像“彭宇案”对全社会行为准则的伤害——老人倒地没人敢扶,不是因为人性冷漠,而是因为规则错乱、判断失序。 职业操守和信息生态,不是一句空话。真话之所以稀缺,是因为它的背后需要有人承担代价。不能让那些既不承担风险、又踩着别人肩膀抄捷径的人,最后成为舞台中央的“功臣”。 中国人的错乱才是和世界难容的必然,到处用辩证法扭曲规则标准。中国式的鸡贼,是导致全球到处被喊打、四处被群殴的最终现实。蔡慎坤的行为和中国在wto里的错乱一摸一样。 这不是伤和气,这是道德捍卫底线。
3个月前
特朗普政府削减美国之音(VOA)、自由亚洲电台(RFA)等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机构,将其功能降至法律最低要求。VOA 1300名员工被安排带薪行政休假,机构陷入沉寂。批评者认为此举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信息传播能力,影响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推广。VOA 领导层表示,这是该机构83年来首次被迫沉默。政府称此举是为了优化资源,但在信息战加剧的背景下,这一决定引发广泛争议。 美国之音等媒体机构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民主和客观新闻,特别是在信息受限的地区,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的信息传播能力,削减这些机构的运作可能被视为削弱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努力。 然而,政府也有责任确保公共资金的有效使用,避免资源浪费。因此,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既维护这些媒体的独立性和功能,又确保其运营的效率和效益。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信息战和意识形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保持这些机构的运作对于维护美国的软实力和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在确保公共资金有效使用的同时,维护这些媒体的独立性和功能。 在全球信息战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削弱VOA、RFA等机构的运作,无疑是削弱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也让中共、俄罗斯等专制政权在舆论战中占据更大优势。未来,美国应当在确保公共资金有效使用的同时,维护这些媒体的独立性和功能,确保它们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 最关键的一点是:美国必须警惕,这些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平台绝不能落入中共或其他敌对势力的手中,否则,这不仅是美国的损失,更是全球自由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