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

伤害链的人口基础在中共国已一去不复返。现在这代人中的多数,已经不再停留在那种对己身的痛苦麻木不仁,对孩子的痛苦视若无睹,把生儿育女传承痛苦当成人生唯一意义的精神状态里。 那曾是中国人的信仰。 今天,这信仰已然崩塌。 虽然仍有许多人认定多生孩子,不论穷成啥样也要多生儿子才是“正道”。 但“不要滥生无辜”已成为流行语,“我们是最后一代”已成为另类的抗争宣言,对董志民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的反感已深入无数年轻人的头脑,而在改开四十年间曾短暂呼吸过自由空气的父母一辈也已开始变得通情达理。 所以中共的统治无法继续。 在失去了维系其统治的人口基础之后,在这一代中共国民已经不愿意也不可能生出足以助中共维持统治的,在数量上在比例上高度接近朝鲜的新一代人口之后,中共在其苟延残喘的时刻,已只能沿用改开时期的维稳方式,无法回到习近平心心念念的“前三十年”。 这是“房间里的大象”。 即使今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基础仍不足以支撑起一场足够强大的变革,不足以支撑一场在全境同步发生的,平和顺畅的,指向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社会转型,但人们真的回不去了。 而经济层面的内外压力又让人们无法停留在原地。 人口基础和现存秩序的冲突,会一次又一次引发动荡。 人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因沦陷区现存秩序对“现代人”的敌意而感受到痛苦,会因困在现存秩序中无法实现人生愿景而沮丧、绝望。 他们会挣扎,并在无意识地挣扎时冲击秩序。 现存秩序则会尝试恢复自身的人口基础,会竭力把现在这批人,通过思想阉割手段,变成自己需要的那种人——牲人。 于是人群中最具创造力的那些人会感受到最尖锐的痛苦,因为现存秩序在“阉割”方面的努力当然要剑指他们。 可最麻木的人同样会感到痛苦,因为现存秩序已经不再具备协助经济能力最弱的他们繁衍的意愿和能力,政府不会为最渴望“让村子延续下去”的家庭支付彩礼,也不会给每个有心做董志民的男人“发个媳妇”。财政枯竭已令政府有心无力,它需要先解决核心成员的吃饭问题。 伤害链无法延续。 当技术升级倒逼出社会的人口升级,当经济发展令社会无法保持牲人式的传承繁衍方式,当生活的启蒙,当然更重要的是工作场景中的启蒙令母亲们摆脱愚昧、麻木、冷漠的状态,开始关心孩子的痛苦,开始拒绝家畜式的繁殖——并因有独立的工资收入而有能力拒绝家畜式的繁殖——这一代代传承恐惧和痛苦的伤害链就无法延续。 即使醒悟过来的人们还不知道要怎样构建适合自己的新秩序,旧秩序也会因此无法平稳地延续。 在新秩序成功建构以前,已经改变的人口基础和旧秩序之间会一次次发生拉扯。 不论作为个人,面对暴君暴政时,你感到多么无力,你都可以做一件对旧秩序来说真正致命的事,就是不为它生孩子。 不为它创造适合它的人口基础。 或者把你已经生下的孩子送走,让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不必在独立思考能力每次萌发时就招来统治者的阉割,不必为了生存保持平庸,保持愚蠢,保持麻木。 不成为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父亲母亲,也不逼迫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未来成为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父母亲。 你可以不婚不育,和不催婚不催育。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反抗这令你痛苦的生活。 这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改变这世界的方式。 实际上,对促成社会变革最有效的举动,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想清楚“我该在怎样的环境里生孩子”。 这是个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话题。 但它允许你把大众引向一种最有力量的启蒙,生活的启蒙。 并允许你促成社会人口基础的持续改变。 允许你把社会推到离建构新秩序只有一步之遥的境地。 当伤害链的人口基础消失,而产业链的人口基础成型,社会从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秩序转向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的趋势就会不可逆转。 当新的,不那么痛苦的家庭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一种同样不那么痛苦的政治秩序,一种让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由恋爱”、“自愿结合”的政治秩序。 并且人们会在不那么痛苦的家庭关系里学会沟通,学会彼此尊重,学会建构这样的政治秩序。 这就是真相。 文明正在成长,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社会乱象”,是文明的生长痛。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还在成长,许多人仍处于困惑中,半觉醒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痛苦麻木不仁但也还没找到妥善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在家庭里,常常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不论是旧秩序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是新秩序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同样的,他们在社会上也还没能成为合格公民,对如何建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还一头雾水。 转型已经开始,在进行中,尚未完成。 但会完成的。 既然回不去旧稳态,社会在过程中经历的所有动荡,就都只能是指向新稳态的努力,正如已经无法再延续痛苦传承的你们在个人生活里所有的挣扎,都只能是为寻求幸福作出的努力。
在漫长的文明演化史中,我们曾一点点的改善自己的合作能力。 不论是宗教史还是道德史,不论是文化风俗的变迁还是法学观念的演变,都包含着无数前人在增强“可合作性”这件事上付出的心血。 但在没有实现对家庭结构的“去伤害化”前,所有努力都难以被传承,个体成就无法在世代间累积。 可文明必须家学渊源 。 在信息传播缓慢,学习仍是奢侈的时代,一门技艺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几代人的打磨,才能达到足够的高度。 合作的艺术同样如此。 沟通的能力是需要在沟通中磨练的。 在交通不便、通讯不便的时代,人们只能在聚集了足够人口的地区才有机会通过大量沟通强化自己的沟通能力,只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体才会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而要完成世代的积累,一个家族需要数代从商,才能让子孙在商务沟通、风险控制的能力上能够“家学渊源”。在有机会进行代际积累的家族、民族中,要让合作能力达到足以推动文明进程的程度,又需要许多历史的机缘巧合。 文明的萌发是艰难的。 但人们从未放弃过努力。 即使在发展出了最成熟的伤害链系统的地区,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合作性的追求。 一部《三国演义》,在民间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故事里,人们向往的是生死相从不离不弃的合作情谊。 在从汉朝的《春秋》决狱到宋人推崇的“祖宗之法”里,体现的是社会对“游戏规则的确定性”的共同追求。 在没能发展出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社会秩序的地区,人们并不是不想强化自身的可合作性,不想强化社会的合作能力的。 在产业链逻辑终于获得足够的动能,在北美大陆上点燃了人类的希望之光以前,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也并不是不存在“合作能力”方面的竞争。 越擅长合作的民族,越擅长合作的国家,就越繁盛越强大。 越有利于促成社会合作的文化观念,就越容易得到传播,和被邻近地区的族群仰慕、效仿。 儒家文化曾经取得过这样的地位。在它通过确立家庭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强调个人操守增强了信徒的可合作性后,它曾经成为周边许多小邦小国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它曾经是东亚地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增强社会成员可合作性的文化工具。 而且它也曾试图完善自己。 但所有的努力都经不起持续的内耗。 只要家庭内部的伤害链仍未解构,只要孩子仍在从父亲对母亲的伤害、压制里学会通过输出伤害来获得奖赏,从这种传承里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就不可能成为经得起考验的合作者。 在他们离开原生家庭,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时,在他们向异性展示自己的“可合作性”时,他们就常常表现得令人失望。 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观察社会成员在政治能力上的演变,但从这个角度其实更容易看到真相——男人在女人面前是怎样的男人,在百姓面前就会是怎样的官员。 在合作性上,在值得信任的程度上,在会不会试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试图用暴力手段达成目的上,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总是一致的。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也总是一致的。 会在家庭内部使用暴力手段的民族,当然会在社会事务上使用暴力,在追求政治目标时使用暴力。 为什么? 因为暴力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最熟悉的手段,最擅长的手段。 也因为非暴力的手段,他们不熟悉不擅长,不、会、用! 对非暴力手段的熟悉需要代际积累,而这样的代际积累,需要对非暴力原则的代际坚持。 需要爷爷不打奶奶,爸爸不打妈妈,需要每一代人都坚持家庭内部的非暴力行为准则,令非暴力原则成为这个家族的“祖宗成法”。 然后,从这样的家族传统里,才会走出专注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因为熟悉、擅长各种沟通技艺而天然倾向于非暴力手段的合作者,走出一个又一个能够轻松自如地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民族。 政治的非暴力化,实际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能力普遍达到某个水准之上才能有的“水到渠成”。 国家的现代化,是国民合作能力提升到现代化水平的结果。 中国难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合作能力的提升,一直受到伤害链逻辑的阉割和阻碍。 我们习惯了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的伤害,习惯了合作者的不可信任,习惯了对暴力手段的坚持。 因为我们习惯了被至亲的人伤我们的心。 可这是错的。 这是让我们难以走向文明的真正障碍。 也是让下一代,让孩子们,让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难以在家庭内部学会非暴力沟通,学会与合作伙伴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学会各种应该学会的合作技巧,学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拒绝暴力手段的真正障碍。 它令我们难以完成代际积累,难以成为更强的合作者,也就难以构建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长久的合作关系。 它令民族难以走向文明,令国家难以走向文明,也令个人难以在文明国家拥有本该拥有的更多可能。 由原生家庭、原生文化环境导致的个人、民族和国家政治层面的合作能力不足,需要被注意到。 因为“合作性”这个指标,对于现代化,是关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