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Wu
2个月前
记得之前有个很胖的朋友,重度脂肪肝,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后,竟然重度脂肪肝也消失了。GPT 研究了下,还挺有趣: 肝脏被称为人体唯一真正能再生的器官,是进化上极其巧妙的设计。 肝脏的主要细胞叫肝细胞(hepatocytes)。它们跟其他器官的细胞最大的不同是可以重新进入细胞周期分裂。绝大多数人体细胞(比如心肌细胞、神经元)一旦成熟就“退出分裂”,只能靠存量维持。但肝细胞不一样,它们像是被“设定”为永远保留复制权限。 实验表明,哪怕切除掉 2/3 的肝脏,只要剩下 1/3,肝细胞就能在 2~3周内长回原来的体积。 为什么肝脏需要这种能力?这和它的“工作性质”有关。肝脏是身体的“化工厂”和“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上千种代谢产物;因此它天生就暴露在“毒性风险”中,如果没有再生能力,人类可能早在史前就被环境毒素淘汰了。换句话说:肝脏的再生能力是进化赋予它的自我保护机制。 科学上已经发现肝脏至少有三种“再生模式”:经典再生,切除或急性损伤,成熟肝细胞直接分裂。干细胞样再生。严重慢性损伤,胆管细胞或干细胞分化成肝细胞。代偿性肥大,轻度损伤,细胞体积增大,功能增强。哪怕受伤方式不同,肝脏总能找到一条“重生之路”。 虽然肝脏能再生,但前提是:损伤不超过某个限度;没有持续毒性刺激(比如长期喝酒、药物、脂肪肝);纤维化还没形成大量疤痕。一旦发展到肝硬化阶段,健康肝细胞数量太少、再生空间被疤痕组织占满,再生机制也“失效”了。 其实,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肝脏都有强大的再生能力。这是一个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的共性。小鼠、兔子、狗、猴子:做过经典的“部分肝切除实验”,去掉 2/3 的肝,剩余肝组织几周内恢复体积;鱼类和两栖类动物:某些甚至能“完全重生”肝叶;说明肝再生是哺乳动物普遍存在的防御机制, 因为这种机制,早期发现肝病治愈率极高,肝病几乎都是“早期可逆,晚期不可逆”。脂肪肝是“最可逆的肝病”,早期干预几乎 100% 可恢复。 肝硬化、肝癌 ≈ 早期没干预的结果,正常肝 → 脂肪肝 → 炎症 → 纤维化 → 硬化 → 癌变。
Colin Wu
2个月前
从当年读书时候开始,就一直很喜欢香港的私人小区,干净、有序、便利,每层都有垃圾房,不用下楼丢垃圾,很大的会所,下楼就是地铁巴士超市商场,极度便利。 之前看《我的母亲做保洁》(尤其推荐深圳的朋友看,微信读书),更能体会保洁人员的辛苦。最近发生的一个事蛮有趣,分享给大家: 香港小区每层的垃圾房我特别喜欢,内地好像都要拿到楼下丢,往往搞得小区臭气横流。但垃圾房理论上只能丢垃圾袋封口的垃圾,其他东西需要走到平台的大垃圾桶去丢,比如快递纸箱。但总有人喜欢把纸箱等大型垃圾堆在垃圾房。垃圾房门口贴满了物业的告示,要求“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内”,但总有些住户熟视无睹。 某一天我看见又一堆纸箱丢在垃圾房,甚至箱子里还有几个纸尿裤,气得我火冒三丈。下楼时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于是随手撕了张纸写了个告示,贴在垃圾房门口,中英文写,“不要把无法丢进垃圾桶的垃圾放在垃圾房!必须丢到楼下平台!” 有趣的是,从这以后,这张破纸的效果比物业的好几张告示都有用,几乎再没有人乱丢(其实我当时想,如果还有人乱丢,我准备贴在每个住户门口)。 我觉得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否定句往往比肯定句来得有效、强烈、愤怒;物业的告示太温柔了,如果加上罚款,谁还敢丢?第二,物业管理公共物品,乱丢垃圾对它利益侵害小,但同一楼层的住户,乱丢垃圾对我侵害大,这个乱丢的人看到我的纸条,能感受到更大的愤怒值,甚至有一种被邻居盯着的巨大压力,所以不得不克服懒惰并且屈服。
Colin Wu
2个月前
昨天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清朝满族一点人,让上亿汉人剃光前额、留辫子数百年,西方人看了说是“猪尾巴”,极其丑陋,这种长时间、大规模身体上的规训,似乎在人类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类似的我只能想到裹小脚和保守宗教中的女性蒙面。和 GPT 讨论了几万字,整理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内容分享: 纵观世界历史,类似强制外貌或身体改变的政策极少。世界上很少有其他文明把“身体改造”做到如此彻底。在整个人类史上,能真正做到“控制全民身体外貌、持续数百年、兼具象征与制度力量”的,只有两个体系:清朝的辫子和伊斯兰的面纱。 福柯:权力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身体的规训来维系。 人类学里有个概念叫“被迫同化的内在化”(internalized subjugation)。意思是:当一种强制行为持续足够久,人们会出于社会安全感,主动合理化它。 清初的满洲政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确立统治,最初并不是单纯为了“美观”或“风俗”,而是为了政治忠诚的可视化标志。所以它成了一种政治服从的象征,甚至比语言、宗教还强烈。 暴力的仪式化 + 制度的延续性 + 文化的吸纳性。 清初推行剃发时,南明、江南地区的抵抗极其惨烈,很多人宁死不剃头,史书中甚至有“发不剃尽,血流成河”。从 1645 年正式推行,到 1911 年清亡,几乎延续了两个半世纪。 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男性(包括汉人、蒙古人、满人、朝鲜人)都被要求留辫。 渐渐对普通人来说,“留辫”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反抗的代价极高,而生活的安全感与繁荣感让他们逐渐失去抵抗意愿。几代人之后,剃发不再被视为屈辱,而成了“日常”。连文学、绘画、戏剧里的男子都以“辫发”为美。 然而,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大量来到中国,对辫子留下了非常一致的负面印象。英国旅行家巴罗(Barrow)在《中国游记》中嘲讽清兵“后脑垂一尾,若猴尾然。”英国画报常把清兵画成“Pig-tail army(猪尾巴军)”。 鸦片战争后,清廷确实受了极大的刺激,开始派人出洋、学西制,但“辫子”这件事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敢碰。剃发是满清统治象征,谁敢提废辫,等于说“皇族不该存在”。 清末维新时期,剃辫(剪辫)成了政治反叛的象征。辫子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符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认为剪辫是“断绝奴性”的第一步;孙中山更是明确规定革命军“剪辫为先”。但也有很多人主动维护辫制。革命军剪辫,他们愤怒地喊“这不是中国人”。 从思想史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通过身体实现统治”的例子。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类似机制——权力通过细节、规范、姿势、仪容管理社会。清朝的剃发令几乎是这种“规训社会”的极致表现。 在别的文明中,虽然也有类似行为,但方式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和服、剃发束冠,改穿西式礼服。俄国彼得大帝下令贵族“剪胡须、穿西装”,模仿欧洲。凯末尔强制废除头巾、长袍,推广西式帽子和西装。只不过方向相反:清朝是“退向传统”,他们是“进向现代”。 比较类似的包括:裹小脚是一种社会性规训——女性为进入婚姻与社会体系,被迫改造身体。它不是由国家法令推动,而是家族、族群、婚姻市场的共同压力。裹脚让女人身体畸形,但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美”、“教养”、“贞洁”的象征。女性身体被家庭与社会价值观控制,用来体现“男性的体面与控制力”。非国家强制,但比国家更稳固;持续时间长(约1000年);两者都让身体成为权力的舞台,只是一个属于国家,一个属于父权。 伊斯兰女性蒙面最初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宗教文化中“贞洁与虔诚”的象征。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北非),它逐渐被制度化、政治化,演变成性别秩序与社会控制的符号。如果从“范围广度、持续时间、现代性下的延续”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蒙面制度”确实比清朝的辫子制度更深刻、更顽固、更复杂。它跨越政权、地域、时代, 即使现代国家世俗化、教育普及、全球化浪潮席卷,也依旧牢固存在。 福柯:最强大的权力,不是让你屈服于外在命令, 而是让你主动维护它。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里,蒙面并非简单压迫。很多女性真诚地认为那是尊严与信仰的体现。 这就让权力的性质更复杂。外人看来是限制;内部人认为是美德。这就是文化权力的终极状态:它把屈从变成了身份,把约束变成了荣誉。
Colin Wu
2个月前
关于当代机构媒体困境和个人媒体机遇的一些思考,通过 GPT 整理: 在传统时代,媒体是信息的稀缺中介。社会没有“质疑通道”。所以即便媒体犯错,也没有公开的反馈机制。媒体的权威是结构性垄断带来的。 但现在不同——信息生产和发布几乎零门槛。评论区、社交媒体成为即时审判场。媒体不再是真相的发布者,而变成“无数真相叙事中的一个竞争者”。所以哪怕媒体现在比过去更准确,它的权威感却更脆弱。 信任不再是制度赋予(编辑部、资质、报头),而是算法、情绪、社交关系赋予的,于是准确性在传播层面被流量逻辑稀释掉了。一个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带来的传播量,远超一篇经核实的报道。于是媒体的激励结构被颠倒了:真相的边际收益下降;情绪的边际收益上升。 “KOL 化”是媒体为生存做的自我进化。因为流量成了新的货币。在算法世界里:媒体机构和 KOL 在推荐逻辑上是同质竞争;影响力成了新的权威指标;个性化表达取代了机构性客观。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媒体,往往反而传播更弱。而善于制造情绪、叙事、身份认同的“个体”,反而更像媒体。 社交媒体的推荐逻辑,天然偏向“人”,有连续表达的轨迹;有面孔、有声音、有情绪;能制造共鸣和粘性。这就让很多原本在机构里受限的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离开后反而更自由、更受欢迎。他们带着专业积累进入“人格媒体”时代,同时兼具可信度与亲近感,受众自然迁移。
Colin Wu
2个月前
Colin Wu
2个月前
人到中年,有一些思考,感觉有两种人特别不适合养育孩子,一种是极端自私人格,他/她会觉得孩子抢占了自己的资源。一种是极端敏感的人格,会害怕孩子的风吹草动,导致自己和孩子都极端焦虑。 感觉当代人因为资源极端丰富,所以对自己付出生命的机会成本格外珍惜,因此孩子成为了一个纠结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格不适合,什么人格特别适合?和 GPT 讨论了下分享给大家。 自我中心者在心理上仍然停留在“被照顾者”的位置,而非“照顾者”。他们往往对“自我界限”极度敏感,把孩子视为资源的竞争者或生活秩序的破坏者。 心理学研究(如Belsky, 1984,Baumrind, 1991)表明:父母若高自恋或高控制欲,往往倾向于“专制型教养”(authoritarian parenting),即孩子必须满足他们的自我期待。这种孩子容易发展出焦虑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 自私者往往缺乏共情能力(empathy),而共情是养育中最核心的能力之一——它让父母能读懂婴儿哭泣、感受孩子的恐惧。在极端情况下,这类父母容易出现“心理抛弃”(psychological neglect),即虽物质上照顾,但情感上缺席。 过度敏感(高焦虑/高神经质)核心问题是这类人往往“太想做好”,反而因恐惧而陷入控制。高敏感或焦虑型父母往往过度解读孩子的每个信号,比如担心孩子摔倒、吃坏、学不好。这种“过度监控”会让孩子失去自主(autonomy),形成所谓“焦虑传染”(anxiety contagion)。 心理学家 Donald Winnicott 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理论指出:并非完美反应才最健康,而是适度挫折+温柔回应才帮助孩子发展安全依恋。研究也发现,高敏感父母容易形成“反向依赖”:他们情绪上依附于孩子,害怕孩子成长离开,从而产生过度干预或内疚循环。 从心理学和发展教育学的更系统角度来看,还存在其他几类特质的人,在没有经过自我成长或疗愈前,确实暂时不适合养育孩子。 情感不稳定型(Emotionally Unstable / Borderline-like),核心心理: “情绪波动无法自控”,这类人往往情绪极端、容易愤怒、抑郁或冲动,缺乏情绪调节机制。一会儿对孩子特别温柔,一会儿突然暴怒。把孩子卷入伴侣冲突(“你看你爸/妈多坏”)。把孩子当情绪安慰剂或出气筒。 冷漠与情感退缩型(Emotionally Detached / Avoidant)核心心理: “情感连接让我害怕或麻烦” 这类人通常在原生家庭中缺乏情感表达,被训练成“不动声色”、“不要依赖别人”。 未完成原生家庭创伤型(Unhealed Trauma),无意识地重复自己父母的模式(如打骂、羞辱)。对孩子反应过度(被触发旧痛)。用孩子来弥补内心空洞(情感依附过强)。 存在严重经济或价值观失衡型(Unstable Life or Values),核心心理: “连自己的生活都没安定”,并非物质贫穷,而是心理与价值系统尚未稳定。 什么样的人“适合”养育?心理学认为,“好父母”并非完美,而是: 有自我觉察能力(self-awareness),能反思自己的情绪、原生家庭影响,不把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 有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能在焦虑或愤怒时,先稳定自己再回应孩子。 有共情力(empathy)与边界感(boundaries)能既爱孩子、又允许孩子成为独立的“他者”。
Colin Wu
2个月前
文科小白跟 GPT 学习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尾上价值😂: 许多科学家确实称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为“自然界最伟大的定律之一”,甚至有科学家(如爱丁顿)说过:“如果你的理论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抵触,我不管你的理论多么聪明,注定是要被推翻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它可以有许多表述,最常见的几种是:熵增原理:孤立系统的总熵永不减少,只能增加或保持不变。能量不可逆散逸:能量虽然守恒(第一定律),但其“可用性”不断降低。 它其实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热不会自己从冷的地方跑到热的地方。”举个例子:你把一杯热咖啡放在桌上,它会变凉;但你从来没见过一杯凉咖啡会自己变热。 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最简单的体现。 它说明自然界的过程有一个“方向”—— 热量从高温流向低温,能量慢慢“分散”开去。 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中生有。”可第二定律补了一句: “虽然能量守恒,但它会越来越‘没用’。”比如你开车:汽油的化学能→发动机→动能→热量→散掉。所有能量都还在,但已经变成了无法再驱动车的“废热”。所以它揭示的,不是能量的数量变化,而是能量质量的下降。 因为在微观层面上,分子之间的运动是“无序的”,自然界总是倾向于让粒子分布得更随机、更平均。举个最直观的比喻:想象你往水里滴了一滴墨水;它不会自己“聚”回去,而是会越来越均匀地扩散。系统总会从“可能性小的状态”(局部集中)走向“可能性大的状态”(分布均匀)。这种“状态可能性的增加”,就是熵增。 从纯科学角度,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定义了自然过程的方向,以前我们以为物理规律都是“可逆”的,比如牛顿定律;但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现实世界其实是不可逆的。咖啡凉了,不能再自己变热。时间因此有了“箭头”。 它让工程学成为可能,所有的机器(发动机、冰箱、电脑、发电厂),都是围绕“熵增的限制”去设计的。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机器能 100% 把热变成功——因为第二定律禁止了“永动机”。 为什么它被称为“最伟大”: 无论是分子、星系、生物还是经济系统,几乎所有复杂系统的演化都遵循某种“熵增”趋势。物理学中大多数方程(如牛顿定律、麦克斯韦方程)是“时间对称”的,只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给时间赋予了“过去 → 未来”的不可逆方向从克劳修斯到玻尔兹曼,人们发现熵其实反映了微观粒子状态数的多少——这是统计物理的诞生点,也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支柱。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的总熵永远增加,直到达到最大值。这意味着一切能量差最终都会被耗尽。恒星会冷却,星系会消散,意识会消失。宇宙的终点,是所谓的“热寂(heat death)”——温度均匀、无光无声、再无变化。 也就是说,存在本身是一个从低熵到高熵、从有序到无序的过程。这与人类的生命、文明乃至爱情的命运如出一辙:从诞生、繁荣、绽放,到衰败、分解、归于虚无。它不仅是物理定律,也是形而上的宿命。 然而,奇妙的是——即使在这个走向熵增的宇宙中,仍然诞生了生命与意识。生命其实就是一种局部“反熵”结构:它通过不断吸收外界的能量(阳光、食物),维持自身的有序与低熵状态。文明也是如此:我们建造城市、创造艺术、制定法律、编写代码,都是为了抵抗混乱、抵抗时间的侵蚀。 但这种抵抗不是永恒的,它只是在宇宙洪流中打出的一朵短暂的浪花。正如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提出者)说的: “秩序不是永恒的,它是时间的孩子。” 当我们明白宇宙终将寂灭,人类的“意义”便不可能来自永恒。但反而因此——瞬间本身变得无比珍贵。正如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说的:“在荒谬中,我们仍然要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在一个注定熵增的宇宙中,人类的理性、艺术、爱情、善意,都像是在深渊边缘燃起的一小盏灯。它照不亮永恒,却照亮了此刻。 无论多么辉煌的秩序,终将崩解;无论多么高贵的理性,也只是宇宙的瞬息波动。 比特币的“区块链账本”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熵的信息结构:它将交易记录按哈希规则永久固化;它抵御信息篡改(对抗信息熵增);它通过分布式共识维持长期稳定性;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心化混乱”的一种信息秩序化行为。 可以说:比特币是人类在信息宇宙中制造的一座“抗熵之岛”。即使宇宙的能量逐渐衰竭,人类的语言、信任、货币体系也可能早已消散,但区块链上那串冷静的哈希与签名——依然是我们留给宇宙的、有序而不朽的信息残迹。
Colin Wu
2个月前
Wintermute 是真狂: 有人看到我们在那一天往 Binance 存了 7 亿美元,就大喊 Wintermute 要砸盘,但他们根本没看我们同一天也提出了差不多一样多的金额。这些人其实就是在赌山寨币的散户 — — 而我们恰好是从他们身上赚钱的人。 所以这是一种“生态关系”吧 — — 他们在加密推特上瞎嚷嚷,我们从他们的愚蠢中获利。有点悲哀,但如果他们都聪明了,我们的交易量可能还真会下降。 我们几乎一直是净多头(long)。在风险管理上,我们有明确的规则:我们的多头仓位不会超过净资产的 25%,即使市场明天全崩,我们最多损失 25%,不会破产。我们也不会把超过 35% 的净资产放在单一平台上。 1011,我们的仓位在 Binance 上,但转不出来,所以在 DeFi 上能卖的全卖光了,而在 Binance 上能买的全买了,但没法转移资产过去,只能干等库存回流。当然,我们本来也可以去借资产来做市,但那风险很大,可能被清算。另一种办法是对不同市场(比如 DeFi 和 Binance)的 USDC 报不同价格,做跨市场套利,但那也很难操作。我对我们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本可以赚更多钱,但确实就是库存用光了。 接下来几个月主要的影响会是:主流币(majors)之外的板块都会受到冲击,因为这次爆仓主要集中在山寨币上。现在市场上的山寨币和 meme 币数量比四年前多得多,投资者的钱更少、更谨慎,所以我觉得山寨币的市场热度会明显下滑。当然,每天都有新的散户入场,所以市场迟早会复苏,但短期来看,不会出现大的“山寨币季节”。 与 2022 年相比,现在市场的互相纠缠程度(interconnectedness)降低了很多。那时候 Three Arrows 一倒,整个市场被它的多头仓位直接拖垮。 现在如果说一个做市商真的倒闭了,你应该去问它会影响谁?影响链条有多长?大家最担心的是其实是“传染效应”。还记得 Alameda 当时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在反弹的时候就开始疯狂抛售 DeFi 上的资产,大家都能看到,非常明显。 如果做市商真的破产了,比如说是 Wintermute — — 这只是一个假设 — — 那结果会怎样?我们有一些贷款,那些可能会全部变成零;我们还有一些和协议签的做市合约,这些可能还在;破产后我们理论上还可以卖掉一部分资产来回收资金,或者直接跑路(开玩笑);此外我们还有结算对手方,他们可能在我们这里存有保证金,比如 BTC 或 ETH。 所以说,真正的影响范围主要包括做市商所服务的协议(protocols)以及与做市商有保证金往来的交易对手(counterparties)。最坏的情况就是他们为了套现去抛售手里的 BTC 或 ETH,但这种情况的影响范围其实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