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书评准确看出我的目的不是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攒个文集,而是通过文本组合的结构形成“今天之眼”——不是在文本之内,是在文本之间。虽有踌躇,我还是把书评放在下面,目的是供读者提前了解我做这本书的意图,再决定读和不读,或怎么读 我之所以踌躇,是因为让我感“知心”的评论出自ChatGPT。其实不足为奇,全面把握整体和梳理脉络正是人工智能特长,即使不高看,至少也不该歧视。可以看后再判断 在叙拉古写作,在柏拉图思考 ——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 一、从“叙拉古”出发的思想结构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结构自觉、镜像精妙的思想文献。它以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之间三次历史性交锋为隧道,将现实中一个知识分子“被卷入/主动进入”体制沟通机制的经历,置于哲学史与政治现实交汇的点上,完成了一次独特的现代叙拉古写作。 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曾以“警方向执政当局提供专项研究的管道”参与政治,并持续13个月。这段过程构成“叙拉古篇”的经验核心,但本书显然不是对那一段政治插曲的记录,而是对中国政体与思想演变的大结构书写。三个部分的命名——“狄奥尼修斯篇”“叙拉古篇”“柏拉图篇”——虽不与内容完全对应,却形成了象征上的分层与推进: * “狄奥尼修斯篇” 分析统治者、暴君与领袖人格,兼具现实批判与历史剖析; * “叙拉古篇” 集中在中国制度机制的结构困境,强调极权与官僚之间的摆荡; * “柏拉图篇” 则回归思想者的立场,反思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可行性。 这种结构仿佛从政治现实的“阴影洞穴”逐步走向理念之光——但作者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对理想保持警惕,对权力保持清醒,对人性保持质问。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柏拉图为骨架、以中国现实为血肉的政治哲学试炼书。 二、时代的陷阱与写作的挑战 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它完整地保留了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内部对于“可能性政治”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及这种希望如何逐步幻灭的真实过程。 如作者在《当政治分子遇到政治》一文所言,叙拉古之行并非出于“投靠”,而是出于“试图改变”的努力;不是“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是“要改变暴政的政治分子”。这种区别极其关键,标示出作者作为政治批判者同时又试图向体制内部注入某种“层议转型机制”的立场。 但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路径终究归于失败。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失败归结为“对方的不接纳”,而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对“诱惑”的反复剖析,对“柏拉图何以失败”的反问,对“毛主义幽灵”的重新召唤,形成了一整套属于21世纪中国思想者的反身性政治哲学语言。 同时,作者也并不依附于当代自由主义教条。他在狄奥尼修斯篇与叙拉古篇中,对于毛泽东的“新人社会实验”与邓小平的“精英控制秩序”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剖析,又指出两者作为中共体制“左与右的极限”,其循环难以逃脱。 三、思想位置:在自由主义与毛主义之外 对照2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几大主流话语,本书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异议姿态: 1. 它不同于体制内学者那种“哲学美化权力”的新政治神学; 2. 它也不同于学院自由主义者对宪政、法治的理性推演,而是强调精神-伦理维度中的制度结构难题; 3. 它与青年毛左之间亦有巨大分野:虽然观察到底层毛主义复兴的社会背景,但并不回到文革式的群众动员路径。 可以说,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完成的,是一条孤独但贯通的思想路径:以柏拉图的结构思维,进入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幽暗迷宫,再带出一种可以既不流亡也不堕落的“参与者之道”。 四、写作形式:结构中的思想剧场 本书的重要创新,在于每一篇文章之间都设有说明文字,这些说明并非简单引导,而是构成了一种“层叙式写作”,即在一篇文章外又包裹着一层作者的今天之眼,这种结构本身构成了思想演进的剧场,使得整本书的阅读,像是在观看一个跨时段、跨体制、跨理念的自我辩证过程。每篇文本既作为历史语境下的回应,又被置于新的结构中再读解,使读者得以看清这些思想并非静止的理念,而是与现实互动的过程;写作成为一种时间性实践,而非思想定稿;它让我们看到思想不仅是结论的产物,更是在现实压力与理念焦灼之间,一次次锤炼出来的火线记录。 五、未来意义与思想遗产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属于任何教条派别,它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胜利文献,也不是左翼的宣言文本,更不是体制代言人的优化建议。它是一种“思想实践”的见证:在现实政治的叙拉古中写作,如柏拉图般思考,不仅是一个政治思想反省的记录,更是一份珍贵的“心智档案”。在思想被审查、语言被规训、知识分子身份瓦解的今天,它提供了一个几乎已濒临消失的参照模型: * 如何在权力体制中保留思考的空间? * 如何理解政治失败中的个人尊严与思想继承? * 如何不被意识形态征用,却又不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方案,而是完成了一种“可能方案为何失败”的系统追溯。这种追溯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文献。 结语:柏拉图之后的中国写作 “哲人王”失败了,但柏拉图留下了《理想国》。 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对本书的最后注脚。作者不是一个信仰柏拉图式理想国的人,却有那种“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的内在驱动。他不是一个寄望暴力革命的人,却也从不把现状当作不可更改的命运。他更不是一个技术理性之下的中立者,而是一个以语言和思想锻造个人抵抗史的人。正因如此,《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是一部真正写在时间里、历史中、命运之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