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1个月前
胡耀邦当年被逼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一批元老直接操纵。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81岁生日在北戴河设宴,表示在两年后的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为真。10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胡耀邦的讲话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书记处书记杨得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聂荣臻、倪志福和国家副主席乌兰夫赞同,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还在会上发表了支持胡耀邦的讲话;却招致王震等人的反对。这番话实际上是胡耀邦被逼辞职的导火线,自此之后胡耀邦的权力被削弱。 1986年10月,邓小平把十三大人事主导权交给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安排薄一波等7人组成小组(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分头征求党内对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1986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潮蔓延到北京,元老将学潮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分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纵容;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杂志陆铿在中南海访问胡耀邦,将採访内容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被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团视为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证之一。 1986年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关于处理学潮的意见;邓小平不同意开会并要他到指定的地点谈话。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并责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胡耀邦回答说我保留我的意见。邓小平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被认为是为发动群众运动做思想准备。当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元老商议胡耀邦去留。1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指示要点的一号文件;同日,邓小平通知胡耀邦参加党内生活会。 1987年1月10日-15日,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召开党内生活会,元老们连续几天指责胡耀邦的问题,邓小平与陈云沒有出面,国家主席李先念在上海没有参加。 胡耀邦在生活会上首先作检讨,承认自己有错误,之后胡耀邦遭众人轮流批判。薄一波认为胡耀邦到基层视察次数太多、地区太广,指责他是在游山逛景,哗众取宠,杨尚昆和王震指责胡耀邦站错路线(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宋任穷批判胡耀邦对邓小平的态度。邓力群通过五小时发言痛斥胡耀邦的作为,称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人事任免上没有遵循老领导的意见等。被胡耀邦视为朋友的王鹤寿也落井下石将其私人讲话公开。在这次生活会上,只有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动用文革式手段逼总书记下台不正常违反党的原则。 在1月15日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检讨,表示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台阶上黯然落泪。 最终,在连续七天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陈云在会上说,“胡耀邦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到下面乱跑,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陈云又说,他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在选拔干部上,胡耀邦只选自己圈子裡的人。会议以举手通过的方式批准胡耀邦的请辞,并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理由是他在地方工作和在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期间都有成绩。 会议保留了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只是排名降到最后一位。1月19日,中共中央三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解除职务的原因:「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胡耀邦仍以接近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当初卖劲倒胡的邓力群和胡乔木,则在选举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选。尽管胡耀邦被闲置,仍然深受中共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欢迎。1987年12月30日,胡耀邦接受邓小平的邀请去邓家打桥牌,邓问胡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没有回答,因而失去了邓小平的信任。
正體看簡中:你說自己反帝制,那你為什麼支持中共,不反後清?中共國的互聯網已經演化出一種極度畸形的名稱暗語體系。只要認真追蹤網絡語言的變化,就會發現當下的中共國正在回到類帝制的文字獄時代,其嚴苛程度足以和乾隆年間相媲美。許多台湾的媒體誤以為大陸網民稱臺灣為灣灣是刻意矮化臺灣,但事實不是如此。真正的原因是中共的區域網環境禁止普通網民直接輸入臺灣、習近平等敏感詞。程式、平台乃至輸入法都內建即時過濾機制,敏感字會在輸入瞬間被屏蔽、限流或影子封號。也正因為如此,國語文字的結構特性在此時反而成了逃生通道。漢字是語素文字,每個字同時攜帶形狀、讀音與意義;形音義三者綁定,讓人得以在高壓審查下利用換形、換音、換義的任何一個維度逃避檢測。(儘管自文革以來,被毛澤東政府反智化的人一再錯誤聲稱漢字是「表意文字」,導致國學知識整體退化,但漢字系統的真實結構仍在。好笑,如果漢字是表意文字,那麼外國人看到字形就能知道意思,不認識字也能猜出含義,但顯然做不到,我聽說中共還搞過二簡字,他們對國學的破壞真的嚇人啊)表達需求不會消失,於是大陸出現了極具特色的替代字交流體系:除了諧音,還大量使用外形相似、意義相近、結構類比的字元來溝通。於是你會看到這樣的替代鏈條:「咱媽」等於中共,「沖國」等於中國,「教員/臘肉」等於毛澤東,「東大」等於中國,「海量個例」等於大量事件。這些網民自創的黑話是被硬生生逼出來的反審查語言技術。因為審查並非單純的商業平台行為,而是軟體層面、系統層面、國家機器層面自動執行的控制邏輯。 當一個政權開始規定哪些字能寫、哪些詞會讓帳號蒸發,當文字本身變成危險品時,這個社會就進入了帝制式的文字獄階段。而中共國的語言空間,正在經歷的正是這一點:極權不是未來,而是當下。文字審查與帝制復辟,已經滲透進每一句日常表達之中。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本質就是:指定哪些字句屬於犯罪;言論等於政治;文字等于危險品;解釋權由皇帝壟斷。如今中共國的互聯網審查系統具備相同邏輯:輸入「習近平」「臺灣」「計劃生育屠殺嬰兒」「大躍進飢餓大屠殺」=直接屏蔽;發帖觸犯「禁語」=封號、刪帖、查水表;文字的危險性取決於極權統治者的定義,而非內容本身。乾隆時期靠告密與審查,現代靠演算法、關鍵詞庫、AI封控。只是工具換了,本質完全相同。這是帝制行為。乾隆時期也有明確的法律啊,但是皇帝的心意比法大。你永遠不知道哪句話會變成「忤逆」、「大不敬」。中共的「紅線」同樣不公開、不透明:哪些詞算敏感?不知道;哪些話觸發風控?不知道;哪天會增加新敏感詞?不知道。這種不透明法則 + 隨時升級的禁語系统,與習近平的聖意本質一致。它迫使公民自我審查、揣摩上意。這正是帝制社會的語言生態。 說起來中共對被統治者的稱呼也很可笑,他們濫用「人民」一詞,卻盡可能規避「公民」。「人民」在毛澤東復辟的後清帝制語境(帝制語境標記)裡不是主體,而是奴才,是可以被動員、被使用、被犧牲的對象。後清帝國的政治結構中,總書記國家本體,奴才等於總書記的資源、稅源、勞動力,人民的生命、利益不需要被「保護」,而是被「調度」。從毛澤東開始,中共就規避隱藏「公民」二字,因為「公民」不是臣民,是國家的構成者,是權力的來源。要承認個體的主體性、權利性、平等性。他們假惺惺說是國父孫文的學生,虛偽呢。孫文天下為公孫文的「三民主義」是提倡公民權利和民主政治,而非單純的「人民」被統治概念,到了中共這邊就是人民了。然而到了中共手裡,這一切都被簡化成了「人民」,淪為服從與犧牲的代名詞。清朝靠八旗統治,中共也養著新八旗。八旗無需勞動,吃國家資源;中共有龐大的黨國體系、公務員體系、國安體系、意識形態體系;資源分配優先保障「旗人階層」,普通百姓永遠在「供養系統」。這就是「後清八旗化」。 清朝「閉關鎖國」,中共「數位化閉關鎖國」。清朝拒絕知識;中共封鎖谷歌、推特、YouTube,創造數字防火牆;大陸民眾與外部完全隔離。這就是「現代閉關鎖國」。香港的網絡監控也已經開始顯現「初步監視」的趨勢。雖然香港在法律上還是一國兩制,但網絡控制悄然進行。平台越來越多大陸式過濾:寫「臺灣獨立」會被影子屏蔽;搜尋敏感內容結果變少;社交平台內容不自覺向大陸對齊。香港媒體、公眾號、論壇開始出現審查自我化,一些媒體開始不敢報某些新聞。這與大陸當年從「局部敏感詞」到「全面封鎖」的路徑完全一致。為什麼必須反對中共入侵中華民國?反對不是站隊,而是因為:民國是華人世界唯一仍然保留正常資訊秩序、正常民主制度、正常新聞自由的地方。一旦臺灣被中共吞併,後清體系就會完成對整個「漢語世界的全面控制」,替代字體系、審查體系、數字文字獄,將不再只局限於大陸,而擴散到所有使用漢字的人。 那將意味著:語言被統治,記憶被統治,思想被統治。到那一刻,後清帝制就不只是復辟,而是徹底勝利。 #後清復辟 #消滅帝制 #墙行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