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nsec(知道创宇)数据泄露事件曝光国家级网络武器和全球目标清单(作者:Sean Doyle)Knownsec 数据泄露事件是源自中国科技行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安全事件之一。Knownsec 是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承包商,据报道已被黑客入侵,攻击者窃取了超过 12,000 份机密文件。据称,被盗材料包括内部文件、先进的进攻性网络工具以及与中国地缘政治行动相关的目标清单。这些数据目前正在暗网论坛上向出价最高者拍卖。 Knownsec 泄露事件背景 Knownsec(正式名称为“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网络安全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与政府机构关系密切,经常与中国各部委在国防和网络防御项目上合作。威胁研究人员将被泄露的数据库描述为该公司的“皇冠上的明珠”。 * 来源: Knownsec(中国网络安全和情报承包商) * 泄露文件: 约 12,000 份文档 * 泄露数据包括: 内部公司记录、政府相关项目文档、恶意软件源代码、C2 框架、漏洞利用工具包,以及点名日本、越南和印度的地缘政治“目标清单”。 这些数据不仅仅是公司内部材料。它包含了武器化的软件和情报,揭示了中国网络行动的结构以及他们正在追求的全球目标。在网络安全领域,这堪比一家主要国防承包商的机密武器蓝图被盗并公开出售。 为何此次泄露事件如此严重 Knownsec 数据泄露不仅仅是一次企业泄密。这是一次具有潜在全球后果的国家安全失败。如果得到证实,这将是现代历史上中国网络间谍工具和情报优先级方面最具破坏性的泄露事件之一。 主要风险和全球影响 * 先进网络武器的扩散: 据报道,被盗的 12,000 份文件包含国家开发的恶意软件、零日漏洞和指挥控制(C2)系统。一旦这些工具被出售,它们将被竞争对手国家和老练的犯罪集团分析、复制和重用。这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使用以前未知漏洞的新一波网络攻击。 * 中国国家行动的曝光: 提及点名日本、越南和印度的“目标清单”,暴露了中国网络间谍行动的结构。这些文件提供了对受监视的特定国家、行业和网络的深入了解,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情报泄露。 * 大规模供应链风险: Knownsec 为中国国内外的数千个组织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如果攻击者获得了 Knownsec 系统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他们可能会利用该公司的软件更新机制或网络链接来危害客户,类似于在美国发生的 SolarWinds 攻击。 专家认为,这些被盗数据的买家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旨在分析或武器化这些材料。鉴于内容的性质,该事件可能导致报复性的网络行动,并加剧亚洲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全球网络安全的影响 Knownsec 专有“军事工具”的曝光对国际网络安全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旦这些漏洞利用和框架进入公开市场,它们就可能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使用。高级别的入侵框架和隐形恶意软件可能很快会出现在针对全球企业、政府和基础设施的犯罪行动中。 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操作灾难,也是一场外交和监管危机。Knownsec 与国家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意味着被盗数据可能包括受限制的政府文件。这将立即引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CAC) 和国家安全部 (MSS) 的干预,他们将把此事作为国防问题来处理。 监管和政治后果 此事件直接违反了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这些法律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提出了严格要求。Knownsec 数据泄露事件符合“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事件的条件,该条件要求在 24 小时内报告并全力配合政府当局。 此次泄露还增加了国家之间发生报复性网络行动的可能性,因为数据中提到了外国目标。预计日本、越南和印度政府会将此视为已确认的情报泄露,并可能进行广泛的反情报和数字取证调查,以确定对其本国网络的影响。 缓解策略和立即行动 致日本、越南和印度政府 * 国家级威胁搜寻: 立即启动全国范围的网络威胁搜寻行动,重点关注 Knownsec 已知的工具和恶意软件家族。 * 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审查所有与国防、电信和金融相关的网络,以排查可能存在的危害或中国威胁行为者的长期潜伏。 * 情报获取: 尝试获取或购买泄露的数据集,以分析材料中是否有针对国内实体的早期定位或利用迹象。 致全球 Knownsec 客户 * 将 Knownsec 视为已被入侵: 立即断开与 Knownsec 云服务、API 和监控系统的所有实时连接,直至另行通知。 * 执行全面审计: 进行一次完整的入侵评估,检查是否有任何未经授权的网络活动或通过 Knownsec 更新注入的代码。 * 轮换所有凭证: 更改所有曾与 Knownsec 系统共享的用户名、密码和 API 令牌,以防止潜在的凭证滥用。 致全球安全研究人员和供应商 * 为武器化的工具包做准备: 警惕重用或重新包装 Knownsec 被盗工具的新型恶意软件毒株和入侵技术。 * 加强威胁情报共享: 加强国家 CERT(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ISAC(信息共享与分析中心)和安全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交流,以识别和遏制源于此次泄露的新攻击。
誰在馬場町給吳石獻花?《沈默的榮耀》在台灣到底有什麼影響?民進黨的轉型正義敘事為何屢遭尷尬? 上官亂 近來,中國大陸諜戰題材戲劇「沉默的榮耀」熱播,主題是台灣1950年的「第一匪諜」案吳石案,沒想到,在海峽對岸的台北,竟也帶動了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斃吳石之刑場)的市民和遊客獻花現象。據媒體報導,陸委會表示已前往觀察,認定花束署名卡片多為陸籍人士,目前沒有看到來自台灣人的獻花。他們認為由於不少陸籍人士可以用商務交流等名義來到台灣,或許也是藉由這個機會到馬場町紀念公園打卡、獻花。 根據移民署前不久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的數量達46萬7,456人次,除去小三通遊金馬的15萬,商務交流5萬3,779人次、專業交流1萬829人次,剩下近30萬人來到台灣本島的陸籍人士是通過第三地來台觀光的,平均每天大概有數百位陸籍遊客來台。所以獻花的都是這些觀光客,而沒有台灣人嗎?於是10月24日,我來到了現場,發現了出人意料的真相。 當天儘管陰雨綿綿,但是遠遠就能看到馬場町紀念丘前確實鋪滿花束,除此之外還有鳳梨酥、金門高粱等祭品。其中有一小部分花束的確附帶著簡體字的卡片,寄託對「烈士」的哀思,直言向吳石致敬。但是獻花者並非都來自觀光的第三地大陸客。在那裏停留的十幾分鐘里,我遇到了三波獻花者。 第一波是一位澳門青年和一位台灣女士,他們帶著關於台灣族群政治的研究文獻,談論著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為紀念丘獻上了獻花,並倒上高粱酒。他們說,他們每年都會來獻花,今天已經有四波台灣同仁過來獻花了。 第二波,是一位台灣年輕女士,攜帶著一大堆花束。她說,很多大陸人在抖音上討論「沈默的榮耀」,她也參與討論,於是很多大陸網友委託她幫忙獻花,以表達對吳石等人的哀思,這已經是她第三次過來了。言語間,她正將一束花、一瓶酒、一張來自四川綿陽網友的卡片放在紀念碑前。原來,有一些簡體字的卡片是這樣來的。 第三波獻花者,是幾位穿著「統一義勇軍」馬甲的幾位阿伯。他們似乎常上新聞,是比較活躍的統派群體。 至少這三波人里,沒有一位是大陸觀光客。 有趣的是,民視新聞對這些獻花者有過報導,文中直言:“小粉紅來台灣,不先去景點觀光,而是先到馬場町公園,朝聖"紅色景點"。 可是,馬場町並不是什麼紅色景點,而是是陳水扁時期就認定的「白色恐佈」遺址,1998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决定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以纪念白色恐怖时代牺牲之政治犯。更是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被文化部認定的白色恐怖不義遺址。現在卻被媒體描述成紅色景點,實在諷刺。 另外,陸委會發言人還提到,“「沉默的榮耀」在對岸引起一些討論,不過台灣沒有聽過有人討論,對於台灣來說,這是翻過去的一頁,對岸把這個事情拿出來重新炒作,把這些人當做英雄,其實對於台灣人來說較無感。” “這些人”是誰?吳石?還是馬場町的犧牲者?這些事情真的翻篇了嗎? 在民進黨的敘事里,馬場町是一種國民黨威權主義的象徵,他們的存在,既有人權價值、轉型正義的表達,也在為本土派的“受害者敘事”服務。既然還要為民進黨的本土化敘事服務,那麼馬場町就不會是“翻過去的一頁”,哪怕對民進黨來說也是如此。更何況,吳石的家屬,前幾年也得到過政府的補償。 當時吳石等人被槍斃後,整個案子牽連者甚眾,包括吳鶴予、方克華、黃德美、吳石的妻子王碧奎之家屬、江愛訓等人。2013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受牽連之吳鶴予等人合計690萬元,其中受補償之人就有吳石之妻王碧奎之家屬。直到2019年,監察院還通過受昔日吳石牽連之「冤案」調查報告。為諸多受牽連者平凡。這件事情,並沒有翻篇。 其實,在早已民主轉型的台灣,這種“彼之「匪諜」,我之「轉型正義」,他之「烈士」”的魔幻現實,不止上演一次。終極問題在於,台灣的執政黨一再地迴避,或者放棄跟大陸相關的歷史敘事。以二二八的敘事為例。 學者黃種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辨證》一著中寫道: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國民政府在事後陸續發表幾篇解釋及推卸責任的文章後,緘口不談,反而使事件的詮釋權落在其他人手中;中共在政治考量之下,大量製造相關論迹,成為現今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 學者尹章義認為,緝菸事件引爆了民眾久蓄的不滿,形成蔓延全島的抗爭,這段時期全臺灣陷人無政府狀態,島內一部份人有獨立的傾向,一部份人士亟望回歸日本統治,少部分臺共份子附和,加上退伍的臺灣青年,造成動亂。軍隊鎮壓之後,暴動消失,但臺灣社會的許多菁英份子在鎮壓中受到摧殘,在臺人心中留下難以平復的傷痕,政府則刻意淡化事件,視為禁忌,並將錯誤的責任推給中共,中共也樂於認定就是他們策動臺灣人民「起義」。 當時能找到的相關資料,包含當事人的證言,幾乎集中在中國大陸。畢竟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很快戒嚴,眾人緘口不談此事。而不少當事人逃奔對岸,後來多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反而暢所欲言。 比如《大明報》的編輯陳季子、文野、薛慕等人都逃亡到臺灣旅滬同鄉會,撰寫二二八經歷,交由中共宣傳部的田漢等人發表,作為攻擊國民黨之用。而逃到香港的楊克煌、蘇新等人,也借用臺共前輩莊嘉農、林木順之名,分別撰寫《憤怒的臺灣》與《臺灣二月革命》,一方面攻擊國民政府,另一方面悄悄奪取了二二八事件詮釋的主導權。最初中共將二二八定位為「反抗國民黨的民主自治運動」:二二八事件之性質是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臺灣人民的獨立運動。 這和現在民進黨卻急於擺脫與大陸歷史的聯繫,而中國官方順勢將光復節納入中國歷史正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或許,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在馬場町獻花」,而是「誰有權詮釋這些花的意義」。在一個早已民主化、卻仍被歷史邊界劃分的台灣,記憶往往成為政治的工具——人權成為儀式,烈士成為立場,連哀悼都必須先被檢查國籍。馬場町的花束因此成為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僅是兩岸之間記憶的斷裂,也反射出台灣內部敘事的困境。當一個社會無法誠實地面對與他者交纏的歷史,只能在意識形態的坐標中選擇遺忘,那麼「轉型正義」也將失去方向。那些花,不只是獻給吳石或白色恐怖的亡靈,它們更像是獻給一個被撕裂的共同記憶——提醒我們,歷史從未真正翻篇,只是等待被重新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