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神
2周前
【猫神漫谈:黄晓明的世纪婚礼,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婚礼这个东西,是人生中最无趣也最无聊的事,感情好不好,生活是不是幸福,并不需要一场仪式感来证明 当你需要仪式感来展现幸福,需要证明自己“爱”的时候,只能说明你的内心并不幸福 幸福,来自内心,从来不需要证明 2015年10月8日,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举行了被称为“世纪婚礼”的豪华婚礼,耗资几个亿,几百位明星亲自捧场,现场2000多名宾客见证,Angelababy佩戴法国殿堂级古董冠冕,身着定制婚纱,高贵典雅如女王公主,可谓是盛况空前,极尽浪漫与奢华 但又能怎么样呢?结果如何呢? 2022年1月28日,两人即官宣离婚,婚姻关系仅仅存续6年 网友戏谈:黄晓明为了获得已婚身份,可以合法地喊一句“老婆”,每天付出超过10万元以上 至于在婚姻存续期间,他们二人有多少同床异梦,多少各怀心事,多少出轨偷情,多少互相伤害,冷暖只有自知 当初婚礼上的海誓山盟、温馨浪漫都哪儿去了呢? 最近在关注娱乐圈和推特,真的很有意思,前任互撕互相诋毁的,互相爆料揭短甚至对簿公堂的,一抓一大把 能够尊重内心,体面分开,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的,已经算是难得的文明人了 太多的夫妻,从豪华的婚礼现场直接走入婚姻的坟墓,婚礼的焰火还未散尽,感情就已经是一地鸡毛了 甚至还有人,在婚礼的前一天,最后一次见前男友前女友的 回头再看黄晓明耗资几个亿的所谓世纪婚礼,其实更像是世纪笑话,两个明星在世人面前,小丑般表演了一场盛大的恩爱秀,最终却成为人生中最难堪的回忆,最具讽刺性的一幕 这样的婚礼有何意义? 😂🤝🙏
毛泽东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后,这个嗜杀成性的独裁者,连历代封建帝王都不如。封建帝王“得天下”后,多少都要搞点怀柔政策,大赦天下,以示宽容,让民众休养生息。毛则恰恰相反,用他在其《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决不施仁政”。所以他马上就磨刀霍霍向他过去的一切大、小政敌(包括千千万 万已经放弃抵抗,愿意臣服的人),进行报复、清算,大开杀戒。其规模之广,其残忍凶恶,古今中外世所罕见。 我还清楚的记得1951年3月27日早晨,春天的成都常起大雾。我与邻家一个小女生一起背着书包上学堂。从西门外的抚琴台跨上西安路,这是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由于起雾,能见度很低,所以我们只管大步走,未细看前方。突然,一个端着步枪的大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明晃晃的剌刀直端端地指着我们两人,凶神恶煞般的对我们吼道:“站住,不许动”!那个邻家的小女生,当时就吓哭了。我毕竟是个男孩又比她大几岁,所以没有哭,我说:“我们去读书上学……”那个兵不等我说完,便又吼道:“回去!你找死呀”?这个“死”字真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拉着我那位已吓得呆若木鸡的小邻居,一溜烟的便向我家中跑去。 这就是我亲见的成都著名的3.27大逮捕早晨的一幕。此行动于3月26日午夜开始全市戒严,直至次日上午十点才解严。那时成都当局动用了军队、警察和一些土改工作队员之类的所谓积极分子“翻身奴隶”,据当时的《川西日报》称,在十来个小时内共抓捕了所谓的反革命份子1687人,从当时成都各监狱、看守所处处人满为患来看,应该不止此数。而且据知情人后来透露,当时既无逮捕证、拘留证,也不说明捕人的理由,五花大绑捆起来就带走。弄出去就像装货物一样甩进有蓬的大卡车就拉走。其野蛮竟至于此! 一个月后,即在五一劳动节前,成都祠堂街人民公园,搞了一个所谓的“公审公判大会”。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每逢过年或大的节日前都要开这种会,叫做“威慑敌人,教育群众”,也就是要杀鸡儆猴。 此后成都的“镇反”运动便进入了疯狂的大屠杀中。载着死囚的所谓“极刑专车”一天几批的从成都市内开向北门外昭觉寺附近一个乱坟岗和老西门外的抚琴台。“极刑专车”一出动,凄厉的警笛声如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就读的成都市七中就隔宁夏街关押死囚的市大监不远,有时我们正在上课,刑车警笛声呼啸而来,老师只好停下不讲。当时成都一天杀二、三十人算是“吉日良辰”,多则五、六十人,最多一次一天杀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大街小巷贴满了杀人的布告,几乎到了无空处可贴之状。许多杀人布吿头一天才贴上去,次日便又被新布告覆盖了。毎张布告上面尽是红叉叉,一个红叉就是一条人命!正如张献忠“七杀碑”上写的“杀,杀,杀,杀,杀,杀,杀”! 而我的家就在杀人的抚琴台附近。原来这里小桥流水,田园景色,宁静宜人,我父亲才选在这里居住。这下好了,成了杀人的刑场了。当时一到天黑,附近居民连门都不敢出。一天有个年龄比我大的邻居男孩张志强,玩耍中约我去看北门外昭觉寺杀人刑场的景况。我对此本无兴趣,但他便笑我是“胆小鬼”,旁边又有几个女生也跟着起哄笑我胆小,叫我不好意思不去。结果到了昭觉寺附近杀人的刑场一看,真吓死人。原来那时杀人方法特别血腥残忍。行刑的刽子手按指示一律把枪刻意对准死囚的后脑袋射击。并为此还专门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杀一个人,就像打破一个罐子一样的简单和随便。真是当局草菅人命的绝妙的自供状。因此我们看见横七竖八倒在行刑地上的那些死囚,“好”一点的还有一半、或一小半脑袋,更多的只有身和颈子像个木桩。尸体都还是五花大绑地捆着。血与脑浆遍地都是。我见此情景顿时就想恶心呕吐,回头就跑。张志强也大概受不了,也跟着我跑了。 我回家后,饭也吃不下,老是恶心。一睡着就在恶梦中惊醒又哭又叫。在家人严厉追问下,我才“坦白交代”了。当然获得“从宽处理”,只被父亲狠狠地骂了一顿,但病状依旧。那时我祖母还在,她老人家有她的古老“治疗”法。把一个鸡蛋埋在柴火灰里烧,听得“膨”一声响后,鸡蛋烧熟爆裂了。她拿出来左看看,右看看,说我的“魂被吓掉”了。于是祖母点燃一炷香,左手拿着鸡蛋,右手拉着我的耳垂,喊着我的名字说:“孙儿,快回来,快回来”!我则答曰:“奶奶,孙儿回来了,回来了”!你别说,经过这一番“折腾”症状大减,几天后就好了。后来学医才知道,这大概就是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疗法。后来我也在病人身上搞过。但不是我祖母那“中国特色”的,而是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例如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失眠,用1ml生理盐水注射在他皮下,对他说:“这是特效安眠药”。他一会儿就睡着了。 祖母啊,您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疗法,虽然当时解除了我的心理障碍。但那些恐怖的阴影,一生一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无法驱除,挥之不去…… ---滥杀无辜的“镇反运动” 作者: 严家伟
六十年代初,章含之陪毛泽东读过英文,算是他的英文老师。1963年的一天在学完英文后,在吃晚饭时他们发生过一场争论: 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体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 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55-56页) 1970年,章含之同毛泽东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喔!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地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