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决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大会于4月1日下午举行。20世纪60年代,人民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极左的中共“九大” 作者:迟泽厚 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朱韵和
1个月前
便池浸老师,锅炉焚尸体 两天之后,我和同事在下班的路上,顺道再一次来到这所中学。一则是看看那些红卫兵如何处置上次大会上批斗的校长老师们;再则,听说这所学校破坏得很厉害, 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然而,这次我们在校园内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颓废杂乱、破败不堪的景象,偶尔遇到几个成年人, 青少年学生几乎一个没有见到。 穿过操场,走近一排平房教室的后墙。墙上残存一些斑斑渍渍、支离破碎的旧大字报。但走到墙壁端头,有一张四开的新大字报纸,上面只写着一句话:看看狗崽子的下场。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校园的深处。我们沿着箭头所指方向走到头,看到一个半开放式的公共厕所,远远就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已经来到这里,总想看 个究竟。我们支起了自行车,走进厕所。这是一所旧式的公共男厕,小便池是个约三米长、一尺宽、一尺深的统池。进门后,我们一眼就看到小便池中躺着一个死人。死者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很可能是前天在批斗会上被打死的那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她的头脸、双臂和双脚等外露部分可以看出,由于小便的浸泡,已经肿 大、发白,浅色的衣裤处处浸润着冲淡了的血迹,那黑红色的条条伤痕处处可见,其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人死了还要遭如此野蛮虐待,真是不可想象。由于天气比较炎热,显然尸体很快就要腐烂。很可能其家属还不知道这一惨剧的发生,或者是知道了而不敢来此收尸。 我们走出公厕,心情不是滋味。同事问了一句:“这些青少年怎么这么残忍?”我无以对答,无意地说了一句:“人之初,性本恶”。他很当真地说道:“不对,在文革前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无以反驳。可以千真万确地说,即使“人之初,性本恶”,也不会恶到如此程度。 我们推上自行车,正准备离开这里,走来一个工友模样的中年男子。我走向前去问他:死了的老师为什么没有人收尸?学校为什么这样冷冷清清?前天那些被斗的老师怎样处理的?他说,学校的职工已经通知了家属,大概是家属不敢来收尸吧。红卫兵们说,要到全国去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因 此都一窝蜂地出去大串联了。昨天他们把专政队的人全放回家了。不过放之前又打死了好几个。他用手指向一个大烟囱说:“他们把尸体还扔在锅炉房里,要求锅炉工烧掉。现在供暖的大锅炉还没起火,烧开水的小锅炉怎么可能烧尸!” 我们骑车来到大烟囱处,支起自行车,走进锅炉房里。一进门就看到有四具尸体躺在离大门很近的墙角。死者三男一女,年龄看上去都是三十至五十岁的中年人。个个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脸上伤残无一处完好,身上衣裤无一片无血。每个人的双手在身后被绳子绑死,男的被剃成鸳鸯头,女的头发被打成结(可能是为了吊起她)。可以看出,死者在断气之前受尽了虐待狂们难以想象的折磨。这种毫无人性的虐待狂,也只有人才能做得出来,任何凶残的野兽都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锅炉房。同事发自内心地说:“这太可怕了!”我也深深感触地说:“这种可怕的情景很快就要扩展到全国了。”也许我们都分别想到自己的老师、亲友和乡亲们,双双都不寒而栗,默默互视,心照不语。 不远处,在一座礼堂的端墙上贴有一些新大字报,我们推着自行车走过去浏览了一下。大部分大字报都是某某城市告急,某某省造反派受压,某某保皇派反攻倒算,呼吁这些在毛身边的革命先锋小将们赶快奔赴革命前线,支援造反派。 另外有一篇激情洋溢的“革命”诗,很有代表性,这里抄录如下。 题目是: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黑五类永远送进坟场, 把狗崽子高高挂上屋梁。 挖掉藏污纳垢的校园墙, 砸烂禁锢革命者的门窗。 捣毁桌椅、黑板和讲台, 消灭传播封资修的课堂。 打破反革命的条条框框, 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扇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看今朝,全凭革命小将。 把革命的烈火烧遍全中国, 让革命的红旗全世界飘扬。 ---“生活在无限恐惧之中” ·韩杰生·
朱韵和
1个月前
德潤傳媒
1个月前
李立群说台湾没有烂尾楼,一查还真是,台湾是期房先付定金,房子盖完之后才付首付和贷款,有效地避免了烂尾楼的产生 房子没建好?不好意思,开发商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手。 这个制度的精髓很简单,甚至说得上“朴素”:买预售房,先交一点定金,房子建完验收合格之后,购房者才付首付、银行才放贷款。 也就是说,开发商得先把房子盖出来,才能真正拿到钱。 这就像你去餐厅点菜,老板必须先把菜端上来,你尝过满意了,才刷卡结账。听起来合理得不能再合理,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反而成了“另类”。 台湾的这套规则,远不只是“先建后收钱”这么简单,它背后有一整套配套的制度设计。 定金怎么交、钱放哪、谁来管、开发商怎么动用,每个环节都有规定,跑不了。 购房者交的钱,不是直接转到开发商账户,是存入第三方托管,比如建筑经理公司或指定信托账户。 开发商要动用这笔钱,必须拿出施工进度证明,由第三方审核后才能按比例提取。 这就像盖房子变成了“分期付款”,开发商每盖完一段,才能“结一次账”,所有的钱都被锁在一个“保险箱”里。 这种设计,从源头上切断了开发商拿着购房人的钱去“赌下一块地”的可能,项目一旦停摆,购房者的钱还在账户里,风险就不会一股脑地转嫁给消费者。 制度的细节,决定了结果的天差地别。 在台湾,这套机制已经运行了几十年,几乎没有形成“烂尾楼”这种社会现象。 开发商要想跑路,得先把楼盖完;要想圈钱,得先把工程做出来。 换句话说,只有干活,才有饭吃,这种“干了再说”的逻辑,把房地产从资本游戏拉回到本质:为人盖房子。 反观大陆,情况则复杂得多。 不少地方的期房销售,购房者在项目刚动工时就要交首付,甚至开始还贷款。 开发商拿到钱之后,可以用于项目建设,也可以拿去填补别的窟窿,甚至再拿去拿地、扩张、理财。资金的“自由流动”,在市场上看似灵活,实则留下了巨大的风险口子。 一旦开发商自身资金链断裂,购房者就陷入“既没房、还得还贷”的两难境地。 恒大的案例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成千上万的家庭,房子没影,贷款照还,维权无门,信心全失。 大陆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关于“预售制度”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 有代表提出,应当推行“按工程进度分期付款”制度,甚至建议全面取消传统意义上的预售房交易机制。 但由于房地产链条牵涉面广,改革推进仍需谨慎。 不过,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设立“资金监管账户”,模仿台湾的做法,限制开发商自由动用预售款。 除了资金监管,产权制度也体现出两地的差异。 台湾的房产产权多为永久产权,民众对房产的归属稳定性更有信心。只要不转让,就可代代相传。 而在大陆,城市住宅土地使用权多为70年,且登记程序复杂、持有成本高,这也对购房者的心理预期造成一定影响。 国际上,不少地区也早已意识到期房交易的风险。韩国要求开发商必须提供完工担保才可预售,日本则实行“完工担保+分阶段付款”的双重保险机制。 这些制度的共同点,是在把购房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钱不白交、房不会飞”。 归根结底,不是开发商不想跑路,是制度不允许。 台湾的期房制度背后,是一套围绕“风险控制”展开的系统工程。开发商建不好房子,就拿不到钱;购房者不满意,就可以拒绝付款。 这种权责对等的制度,既抑制了开发商的盲目扩张,也保护了购房者的基本权益。 在房地产市场走向调整的今天,这样的制度设计,显得尤为宝贵。它不是靠口号维稳,也不是靠信心喊话撑场,而是通过一套透明的流程和清晰的监管,把风险关进笼子里,把房子建在地基上。 不同地区有不同路径,但在住房这个关乎民生的议题上,任何制度都不能脱离“人”的本质需求。 买房不是投资游戏,是人生选择。 当购房者不再为“交了钱却没房住”而焦虑,房地产市场,才算是真正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