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3个月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 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 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 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朱韵和
3个月前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 词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 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 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 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 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 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 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 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X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 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 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 ,他1967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 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 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 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 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 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 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 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 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19 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 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海外爆料
3个月前
🔥太狼狈 江泽民和情妇最尴尬的一幕! 1986年全中国范围的学潮期间,上海十几所高校的学生游行示威。当时主政上海的江泽民与情妇、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陈至立一起,试图与学生进行所谓的对话。但遭上海交大3000多学生围堵,期间江被吓得腿发软,撞破头都没来得及包扎,流着血灰溜溜地乘车逃离。 八六学潮是指全中国各地高校学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连发起的“民主”学潮。 起因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中共人大代表选举问题,抗议中共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发起“要求进行民主选举”的游行。 随后湖北、上海、江苏、浙江、黑龙江、北京等省市高校的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学潮在上海达到高潮。十几所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人数最多的一个星期里,每日游行学生达数万人。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是上海学潮主力,最后经中共地方当局和学校的疏导和阻止,并以北京的“元旦风波”被平息标志着学潮的结束,前后共持续了27天。 《江泽民其人》一书写道,八六学潮期间,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 1986年12月8日,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5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3000多名学生嘘声一片。江泽民恼怒地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 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地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 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 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道,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帐。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 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分,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 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地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公开报道!” 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 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激动地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 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 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中共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 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 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以后直到19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 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 这次江泽民有了经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 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作用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 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来源:《江泽民其人》
杨子立:今天主要是向您请教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我们先谈下 中国模式的性质和特点。对于“中国模式”,有些人甚至连这个概念都不认可。黎安友教授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最近的研讨会上说,中国模式只适合中国, 根本没有人去学,所以谈不上是一种普遍性的模式。当然也有人称赞中国模式,包括外国学者。那么,对于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以及大家公认的中国模式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共产党领 导、国家资本主义等,您是什么观点? 吴国光:我也不喜欢用中国模式这个说法。一定要用的话,那么 我和黎安友教授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认为,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么一种“模式”。国际上,1960-1970 年代的台湾、南韩、新加坡,其 经济高速发展的特点也是政治上没有民主,但经济上实行市场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并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也是在维持政治专制的情况下实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并因为融入全球化而实现了经济发展。因此,与其说是中国的独特模式,不如说中国沿袭了其他很多国家过去已经做的事。 从中国本身的历史来看,这种发展也不是今天独有的。我观察, 中国从清末以来大体有三个大的轮回。每次轮回都是开始于全面和深刻的危机,当局不得不实行变革。起初往往各个方面都希望变革, 所以变革比较全面,包括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但是这必然触动掌权者的利益,于是就会发生政治冲突。在当局以强力手段压制冲突、 拒斥政治变革之后,当局实际上还是在实行进一步的经济变革,也会取得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的历史比较与跨国比较)(2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