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ris
1个月前
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很穷,还整天关心国家大事儿,就像什么呢?就像金庸小说里的丐帮,他每天想的不是怎么要饭,整天想着行侠仗义,保卫大宋。他从来没想过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变成乞丐的,每天琢磨的都是蒙古、大金、契丹这些人亡我大宋之心不死,生怕自己当不成乞丐。你小时候学到五胡乱华恨得牙痒痒的,先别激动,你先看看你身份证,只要你是北方人,五胡说的就是你啊。就像一位内蒙古的网友爬上长城以后,不禁感叹,我那迷人的老祖宗修长城抵御匈奴,不好意思,长城当年防的就是你的老祖宗,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都在不同时期被匈奴占领过。不要觉得说你是山河四省的人,你就安全了,你就有优越感了。 岳飞当年抗击金国是在河南打的仗,河南跟山东都属于金国的势力范围,辛弃疾你肯定知道,对吧?他本身是金国人,有个说法是,辛弃疾是因为参加金国的科举考试,没考考上才转而投奔南宋的。当时要是考上了,肯定就报效大金国了,当然报效的是大山东、大河南。文天祥宁死不屈,你学过,但你知道他是怎么跟自己亲弟弟说的吗?他说我去死,你带着全家投降元朝,以保留全家血脉。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那迷人的老祖宗,你不会以为你的老祖宗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吧,不好意思,大多数人的老祖宗都是给秦始皇修长城的,最后还累死了。 我之前讲过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和平的时间太久了,很多人都会浪漫化战争,很多人以为自己上战场以后会功成名就,不好意思,这样的人可能第一天就成炮灰了,就像有的人说自己要是穿越回古代,起码是个将军,别做梦了,他穿越回古代可能连人都当不了。知道什么是两脚羊吗?就是把人当成食物,他会被别人给煮了吃了。历史都是给权贵服务的,很多人看了历史书上帝王的丰功伟业,自己就自豪起来了。问题是你是权贵吗?所谓的丰功伟业不过是牺牲老百姓的财富跟生命去实现帝王的野心罢了。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战争就是政治家出谋划策,有钱人提供弹药,穷人提供孩子。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政治家开始瓜分领土,有钱人赚的盆满钵满,而穷人开始找自己孩子的坟墓。 人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作为炮灰也要有炮灰的觉悟。就像一个说北京烤鸭好吃,一个说南京酱板鸭好吃,这要是两个人吵架,你不会在意,但如果是两只鸭子在吵架,你不觉得这个气氛有点诡异吗?很多人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有大局观,结果就是作为牛马,个个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你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你不会当真了吧?我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面对一个历史爱好者,你怎么一句话戳到的心窝子?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从小学的根本就不是历史,而是政治。
朱韵和
1个月前
王贵成: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 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 :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 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 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 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 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 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 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 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 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 10月10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 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 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 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周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9·13事件的明线,即毛泽 东—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就是毛 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 ...... 由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 : 一,周总理是林彪“叛逃”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 二 ,周总理不是林彪“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 三,周总理既不是 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 以及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 而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
朱韵和
1个月前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这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 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得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谈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 ,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美国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 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在18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 ,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 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朱韵和
1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 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这部著作(《晚年周恩来》)中,作者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客观地揭示出了文革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把文革历史当中一个始终被掩盖、被篡改的事实基本澄清了,那就是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后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后来的评《水浒》,就是针对周恩来的。这是公开在全中国老百姓 面前的政治斗争,在批周这一点上,文革中和文革后的官方舆论界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不敢点穿;而事实上在1973-1976年前后党内上层(省军级以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早已是白纸黑字写在中共中央文件上面。批周的高峰是1 973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谜,因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这次以批周为主题的会议的记录,根据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要求,全部销毁了。邓颖超的这个做法很合乎周恩来的为人。尽管从文件上已经很难查到与会者的发言记录,但是关于这次会议还是有不少记载和回忆。《晚年周恩 来》对这次会议有详尽的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撰写的《我的 伯父周恩来》也从侧面涉及到了这个会议。周秉德写道:   没过两天,游泳池(注:毛泽东处)传来话,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请注意这里),一块儿讨论讨论。但是这次会议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凡是研究外事口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和高振普(周恩来的卫士)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看看会场的布置情况,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与会场的服务员聊会儿家常。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 ,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虽只听了只言半句发言, 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迫不亟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好。在这次会议上,乔冠华是作为外事口的代表,对周恩来进行重点批判的人物。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乔冠华是中国共产党内,由周恩来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职业外交家,他怎么样会成为批判周恩来,后来又堕落为四人帮内定内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关于乔冠华一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在章含之介入之后乔冠华生活发生的变化。 章含之是一位通天的人物。她曾经是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毛泽东自己有英文秘书林克,何以又要聘请一位当时只有20多岁的章含之作为英文教师,这只有毛泽 东和章含之知道了。文革后期。外交部有一批小姐,她们是王海蓉、唐闻生、罗旭 等,当然,章含之也是其中非常活跃的一位,她们利用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进言,在当时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围下,担当了一些很不光彩的角色。而章含之凭借着曾经是毛泽东英文老师的头衔,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 以至于毛泽东想把章含之派到加拿大去当大使,而拆散她的乔冠华之间的关系。 乔冠华尽管当时已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还没有走进到中南海的圈子里面 ,或者说,还置身于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是自从章含之走进了他的生活 ,从此乔冠华就随同章含之陷入到一股暗流当中不能自拔。   章含之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1973年批周会议,并且后悔没有为周恩来讲句公正话。 事实上,她和乔冠华岂止是没有讲句公正话,他们是被毛泽东从外事口搬来的轰击周恩来的重炮。从此,乔冠华通过章含之成为毛泽东打击周恩来的一门重型武器。 ,,,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并没有隐瞒的必要。无论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不过都是被毛泽东掌上玩弄的小棋子。现在回过来看那段历史,他们都是牺牲品。需要现代人警惕的是这些章含之现象、徐景贤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极为不彻底的。 ---“章含之故意掩盖了最重要的内容”                ·史 佳· 图: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朱韵和
1个月前
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 《晚年周恩来》公开了一些中共黑箱里的史料,破除了一些人为的神话,其中,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就是这种神话之一。 尽管周、邓二人同为早年留法学生,1949年之后二人的治国理念也有相似之处,但二人的关系并非如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紧密和谐,周、邓之间既无紧密的 工作关系,更谈不上私人情谊。事实上,周、邓的私人情谊和政治上的紧密合作,不过是黑箱制度造成的猜测加谣传而已。正如高文谦所言:“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晚年周恩来》P469-470) 由此,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共七大上还地位平平的邓小平,却在八大上超越许多中共元老而跃升到高层核心;为什么“刘邓路线”的一号人物刘少奇,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且尸骨无存,而二号人物邓小平却保留党籍;为什么在林彪死后不久,毛就重新启用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权力;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压制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和民间思潮(西单民主墙)对毛的清算,使本来势头良好的非毛化运动戛然而止,以至于余毒至今不散:暴君加权谋大师毛泽东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他的幽灵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成为掩盖中共罪恶的巨大阴影。 在中共夺权的时代,邓还没有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自然与周没有多深的关系;中共高层的历次权争之中,邓与周也并非同一战壕的战友,在30年代的苏区,邓作为铁杆毛派,与毛一起遭到党内排挤;在毛泽东时代,毛在中共八大上提拔邓出掌书记处要职,成为最高核心层的七常委之一。之后,周管政务,邓管党务,二人在工作上绝少合作。周更多是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邓更多是充当毛的打手,特别是在反右和中苏大论战中,邓都扮演了毛的前台打手和发言人的角色,五十万右派的人权大灾难,九评檄文对中国的外交内政的巨大负面作用,至今仍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清理。在文革中,邓之所以被打倒,就在于毛怀疑他有紧跟刘少奇的苗头,但毛还是舍不得彻底废掉邓,而是留有重新启用邓的回旋余地。所以,邓于70年代中期复出,也绝非周的提拔,而是毛的有意安排,意在制衡周的权力。何况,周又在最关键的文革前期,全力支持毛“打倒刘邓”,邓怎么可能信赖周的为官为人! 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已经处于病态的权力恐惧之中,对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从不放心,翻云覆雨的权力痉挛一再发作,一个个接班人也随之身败名裂。林彪死后,毛受到巨大精神打击,身体状态急遽下降,很有些力不从心之感。所以,毛曾一度明确表示想把权力交给周,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海外舆论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头功算在周的身上,国际社会对周的好评如潮,这必然使多疑的毛对周产生猜忌,怀疑周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毛便在此关键时刻再次启用邓小平,以便制衡周的权力扩张。因为,毛知道,以智慧、人脉和能力而言,他的私党“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皆不如邓小平,无法对老练的周形成有效的钳制。只是由于邓复出后的咄咄逼人,与毛的私党江青等人水火不容,才有毛的再次批邓,但仍然是“批而不废”,为邓日后复出奠定了基础。 1973年,毛借中美外交问题敲打周,亲自安排了批周的中央会议,毛让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邓在会上的发言,没有批评周在中美外交上的错误,而是迎合毛的心意警告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言外之意,无非是警告周不要学林彪。如此发言的份量和阴毒,远在对周的外交错误的批判之上,是典型的诛心之论和落井下石。而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来个自我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再次涉险过关。 同时,毛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和政委开会,先强调: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我还可以打一仗。一打仗就能分清敌友,辨认出“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继而向与会者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晚年周恩来》P472-474)毛主观认定的“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人,显然是指周恩来。所以,毛抬出邓小平,先让邓在1974年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等于制衡周在外交上的大权;接着又让邓出掌国务院和军队的实权,是为了在内政上架空周。 在如此微妙的毛、周、邓之间的关系中,遭遇坎坷而在文革后再次复出的邓小平,固然对毛的权术阴毒心知肚明,但他对周的无条件挺毛、周对文革应负的重大责任、以及周的奴颜和圆滑,也同样了然于心。他掌管最高权力之后,对周的评价,话虽不多,但一句“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已经隐约地道出了邓对周并无多少好感。但这并不妨碍邓小平利用周恩来的身后哀荣,来实现自己的权力野心。 文革因毛的病死而结束,急欲重新回到政坛的邓小平,自然也要玩弄翻云覆雨的权谋功夫:复出前,他两度上书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和“拥护英明的华主席”;而一旦复出之后,基于牟取最高权力的需要,邓从否定“两个凡是”入手,挑战华国锋的权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最佳策略,就是对民怨沸腾的文革进行某种程度的清算,并在清算中保持一种政治平衡:既清算了文革又不能完全否定中共政权。 所以,邓在推动非毛化的过程中,所用手段却是典型的毛式权谋,制造出党内高层的两条路线——“错误路线”(文革派)与“正确路线”(反文革派)——之间的斗争。于是,“四人帮”成了制造“文革浩劫”的唯一替罪羊,即便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起码也要追问毛用人不当的失察之责,而被打到的老干部们和受迫害的社会名流们就成了“反文革”的英雄。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人脉和威望,在社会名流中的人格魅力,在百姓中的无可替代的“人民好总理”形象,更由于周在文革中保护过一些人,周自然就成为反四人帮反文革的党内代表。 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70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凡是经历过多灾的1976年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国人,对当时弥漫于全中国的“褒周贬毛”思潮都会有深刻的记忆:文革浩劫之罪责,主要由四人帮及其后台毛泽东背著,即便在中共的三七开的正统评价中,毛也属于“夺权有功而建政有罪”之列。虽然,周先于毛去世,也没有像毛那样,有官方筹办的百万人盛大追悼会,有至今仍然矗立的毛泽东纪念堂,但是,百姓们自发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性的自发哀悼,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发起的“四五运动”,不仅表达了更真实的怀念之情,也可以称之为盛况空前,足以令躺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泽东亡灵感到不安。文革结束后,不仅“四五运动”得到了正名,而且对周的赞美也达到了最高潮,甚至连周生前喜欢的歌曲“洪湖水”都成为最流行的音符…… 改革初期弥漫于全国的“褒周贬毛”思潮,其产生的远因是黑箱制度下关于毛、周不和的种种传闻,近因是“四五运动”发端于对周的悼念和关于周、邓之间的继承关系的传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邓小平的政治需要。也就是说,周的身后哀荣与邓小平复出后的有限非毛化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身权力而推动非毛化的邓小平,必然要利用自发的褒周贬毛思潮。虽然,邓不可能公开支持褒周贬毛,但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于一种全国性的政治思潮,最高统治层的默认就等于纵容。如果“褒周贬毛”舆论对邓不利,以邓当时的权力而言,他想遏制,实在易如反掌。但邓非但没有遏制,反而任其泛滥。特别是,在“四五运动”时期,来自天安门广场的一种传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的主要城市:即周与邓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继承关系,邓的复出是周的力荐,邓被视为周的接班人。二人早年共同留法的生涯,更增加了二人亲密关系的可信度。 发动改革的邓小平是高明的政治动物,在个人权力还不稳定之时,一切政治言行皆以获取更大权力为目的。邓对已故中共元老的私下臧否是一回事,而如何公开评价则是另一回事。邓复出后对毛、周的态度,既没有是非可言,也基本上不受个人的遭遇和爱憎所左右,而是遵循邓本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即基于个人权力和政权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邓既要否定文革和两个凡是,在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纵容了褒周贬毛的思潮,但又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一方面为我所用地利用毛的遗产,另一方面压制民间对中共执政史和文革真相的历史清算。也就是说,对邓而言,非毛化的程度取决于邓在高层权争的位置变化,当华国锋等“毛派”被逐出政坛而邓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非毛化的目的已经达到,邓也就自然不再纵容褒周贬毛的思潮,先是镇压了民间非毛化的核心运动——西单民主墙,继而用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为毛盖棺论定——七分功绩而三分错误。之后,著非毛化的偃旗息鼓,褒周贬毛的声音也逐渐消失。 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共高官中的不倒翁,周恩来对中共政权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的工具价值发挥到极致: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周皆是没有自我的傀儡式人物,生前的中共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弄权的工具,使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罪恶,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死后的人民好总理周恩来是邓小平弄权的工具,使聪明的邓小平开创了跛足改革时代,其机会主义统治策略中延续至今。由此可见,毛、邓二人皆是利用周的工具价值的权谋高手。而在几千年的独裁制度的历史上,周恩来本人则把伴君如伴虎的为官术,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峰。 ---"读《晚年周恩来》" ·刘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