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毛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叫来。 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不请自来了。刘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刘赶快来吧。刘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吴南生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这段文字一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情可用"触目惊心"、" 百感交集"来形容。这不是不起眼的琐事,它充分说明毛不可一世,把自己驾凌于"群臣"之上。在他来说,已经丝毫不必考虑自己的工作作风。 陶铸息事宁人,通风报信给邓与刘,可惜陶没有销毁这张条子。我认为,如今这张条子应该放在"文革"一类博物馆中,让后来人自己来判断毛的为人。事情虽小,却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共产党内部没有民主可言,生态环境不亚于封建王朝。 请注意,事情发生在1961年3月,它在某种程度反映了毛、刘之间的不正常、不平等的关系。 ---天愚
看完《东京贫困女子》,有一个场景我一直忘不掉。 一个20岁的女孩,站在池袋的山田电机门口,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 她叫菅野舞,在私立大学夜间部读书。 没有父母,从小在儿童养护机构长大。 为了上大学,她在入学典礼之前,就成了风俗小姐。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一样。 她每天白天打工录数据,时薪1000日元。 晚上上课。 没课的时候去风俗店,或者约这些给钱的中年男人。 一个月靠卖身能赚10万到12万日元,全部存起来交学费。 她说:“光是出勤1天在精神上都够呛。第二天,整个人会身心疲惫到连动都不想动。但为了赚钱没办法。” 这不是最极端的故事。 这本书里还有更“正常”的。 记者中村淳彦花三年时间采访了几十位东京贫困女性。 书里没有一个人是“活该”的,很多人甚至学历很高,家境也算正常。 有国立大学医学部的女生,成绩名列前茅。 只是因为要参加社团活动,超市打工(时薪920日元)一个月只能赚四五万,不够花,于是开始做风俗、征集干爹。 有东京大学的硕士,生病了付不起医疗费。 有名校毕业的单身母亲,被前夫抛弃,拿不到赡养费,最后不得不让孩子退学。 还有一个叫植草纪子的女人,55岁。 她的故事尤其让我难受。 植草毕业于东京顶尖的私立大学,英语流利,曾经是高级官僚的妻子,家庭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 40岁那年,她和丈夫离婚。 离婚之后,植草的生活,塌方式坠落 —— 她有漂亮的学历,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有语言能力。 但这些在55岁的求职市场上,全都变成了废纸。 她去应聘超市收银员、便利店夜班,所有工作都拒绝了她。 最后她只能在一家补习机构当临时工,年收入84万日元,不到5万人民币。 她住在补习机构屋顶的违法阁楼里,9平米,高度只有160厘米,冬天断电时裹着毛毯发抖等天明。 她给作者的信里写:“反正已经这副样子了,再落魄也不过如此了。人生是痛苦的,但仍要活下去。” 这话太平静了,平静到让人窒息。 这才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贫困从来不需要什么戏剧性的灾难。 就是一次离婚。 就是家里重男轻女,不愿供女儿读书。 就是日本国立大学学费,从1996年涨了44倍,而家庭收入在下降。 就是非正式雇佣越来越多,女性的工作越来越不稳定。 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转折点,就能把人推下去。 而且再也爬不上来。 读这本书最让我不安的,不是那些极端的苦难,而是这种“正常”的滑落。 植草纪子有漂亮的学历,流利的英语,十几年职场经验。 但40岁离婚后,这些都变成了废纸。 年龄是硬伤。 性别是原罪。 非正式雇佣是陷阱。 她没有犯任何错误,但社会已经不需要她了。 这才是最深的绝望: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系统本身就没给你留位置。 中村淳彦在书里说得很清楚:卖身的行为是否正确,不是核心论点。 核心是:本应撑起国家未来的优秀学生,只能靠这种交易维持学业。 这个现实才是问题。 他采访过的那些从事风俗业的女大学生,很多人成绩名列前茅。 她们不是不知道风险。 不是不想体面。 但当教育成本高到离谱,当打工收入低到可笑,当国家的“助学金”本质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务——她们在做当时能做的“最理性选择”。 这是最残酷的地方。 贫困会剥夺人的选择权,让你只能在几个烂选项里选一个最不烂的。 而更可怕的是,日本社会会把结构性问题个人化。 你贫困? 一定是你不够努力。 你做风俗? 一定是你道德有问题。 你离婚后生活困顿? 谁让你当初选错人。 这种“责任自负论”让整个日本社会变得冷漠。 没人去问,为什么学费要涨44倍? 为什么女性的非正式雇佣比例这么高? 为什么单身母亲拿不到赡养费? 为什么福利制度形同虚设? 所有矛盾都被推给个人。 而真正的问题,被小心地隐藏起来。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贫困这个词太轻了。 它不只是缺钱。 它是缺选择,缺尊严,缺未来,缺一个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理由。 它是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牢笼。 那些女性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被困在里面。 直到某一天,墙突然出现。
杀人如麻的“农民运动大王”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十一月初,彭湃回到老家领导暴动,拟定了由二十条杀戮令组成的“革命纲领”,其内容为: 一,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 。六,一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一,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卜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一切宗教者杀。 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让莫斯科感到满意。苏共领导人布哈林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委员们宣布:“中国广东省有五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那里真正发动了消灭地主的斗争,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被肉体消灭。”这里,布哈林显然不清楚广东农运真实的杀人数字——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屠杀了近两万人,红色恐怖使超过五万居民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这时,农民们才知道,彭湃不是“彭菩萨”,而是“彭魔王”。 断头台一旦立起来,谁也无法让它停下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被捕叛变,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名中共高干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租界当局立即将其移交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随即派遣特科杀手将白鑫暗杀,并策画在彭湃被转移过程中将其劫走,却因枪支出现问题而失败。 在狱中,彭湃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拒不招供。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将其处决。 彭湃死了,死而不足以赎其罪,但他家族的惨剧才刚刚开始。 一九二八年,彭湃被枪决前一年,其结发妻蔡素屏刚生下三儿子彭洪之后两个月,在海丰县城与五岁的大儿子彭绛人一起被国民党军队抓获,被用铁丝穿过双乳,押赴形成,公开处决。彭绛人被救出狱后,被上海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九三二年,九岁的彭绛人流落街头,贫病交加而死。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彭湃有多名家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六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革命烈士”:彭湃、彭汉垣(胞兄)、彭述(胞弟)、蔡素屏(结发妻)、许冰(彭湃之“革命伴侣”)、彭陆(侄、彭汉垣之子)。 更惨烈的情节还在后面。彭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杀人无数的一九二七年之后四十年,他所遗留的仇恨仍未消散。当年被害者的后代借文革“全国内战”展开复仇行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千多人携带枪枝进入海城镇,对彭湃的亲属、战友及家属展开复仇和长达半个月的围剿。一百多人被枪杀,八百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三千多人被打伤。[49] 八月二十九日,彭湃的侄儿彭科逃到郊外将军帽山。一个洪姓男子得知其是彭湃的侄儿,大声喊道:“我要报仇!”举起篾刀,刀起头落,将其头颅砍下,挂在城东门的电线杆上示众三日。彭湃的堂弟彭劲、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亲属也相继遇难。[50]当年,彭湃认为他有权杀一切他认为反动的人,被害者后人杀他的亲属既符合彭湃的逻辑,也符合共产革命的逻辑。 彭湃九十六岁的老母也未能逃离这场风暴,她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周恩来闻讯之后,派人将彭母从监狱中接走保护起来。最惨的是彭湃的三儿子彭洪。[51]文革爆发后,彭洪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两名造反派将彭洪从家中带走,送到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押,又被转移到海丰接受批斗。彭洪被打得遍体鳞伤,紧绑在一辆汽车上,头戴用铁条、铁丝做的几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涂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斗。数日之后,彭洪在批斗中惨死,被砍去头颅。 文革结束,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将报复彭湃后人事件定性为“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52]这种说法是自欺欺人。 彭家的家人不敢要求政府严惩凶手。彭湃的孙女、彭洪的女儿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一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53]这段话说得滴水不漏,似乎胸襟开阔。她偏偏不愿或不敢反省祖父以革命为名进行的大屠杀。 如今,中共将“红宫”屠宰场辟为革命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纪念馆树立彭湃的巨型雕像,按照当年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场景排列苏维埃代表们的坐椅,陈列彭湃和农民运动骨干们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组织青年学生到此接受革命教育。[54]邪恶的种子,必生长出恶之花——只要中国青年一代仍被灌狼奶,中国就不可能告别彭湃式的大屠杀以及文革式的浩劫。 ---余杰:彭湃:从“彭菩萨”到“彭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