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情者曝:中共借伊朗「後門」密運石油! 隨著中東戰火升級,霍爾木茲海峽面臨隨時封鎖的危機。然而,中共正通過一條隱秘「後門」路徑,持續經由灰色貿易渠道從伊朗獲取原油。北京外經貿業內人士透露,這條能源通道指向伊朗東南部的賈斯克港。 熟悉中伊石油貿易的業內人士郭樹清(化名)表示,「開戰以來,每天抵達山東、浙江等港口的伊朗原油未受戰火影響」,並透露中共與伊朗高層早有祕密協議,確保石油繞過霍爾木茲海峽直運中國。開戰前,中共外貿部門曾下達指令:「做好兩手準備」,包括增加對俄能源採購配額。 知情人士羅先生披露,北京早在數年前就開始布局這條避險通道,是中共為應對極端制裁和潛在衝突而預留的『戰時後門』。 退休學者黃嵐(化名)認為,這些源源不斷流向中國的石油,本質上是為伊朗專制政權提供「戰爭奶水」,同時攫取廉價資源並囤積戰略儲備。 最新航運數據顯示,進入2026年3月以來,阿曼灣出現一批幽靈般的「影子船隊」,油輪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IS),並採用公海轉運(STS)掩蓋來源。 大量被「洗白」的伊朗原油最終運抵山東等地的民營煉油廠,有觀察人士將此形容為一場「沾滿鮮血的能源輸血」:中共藉戰火攫取石油,資金則成為德黑蘭維持專制與軍事行動的經濟命脈‼️
我一个湖北朋友,两年前把房子卖了400万,然后400万全部买了股票,重仓万辰股份。5000万的时候,把本金400万撤回了,剩下的在股票上玩,不贪心。 撤出本金后,他生活照旧,但心里多了份踏实。那4600万还在股市里浮沉,他却像忘了这事,每天准时上班,开会,写报告。有天下班,我们一块儿走,我问他,这么多钱放着,晚上睡得着吗。他说,刚开始也盯着,后来想通了,这钱本来就是意外之财,亏了也不影响生活,反而能睡了。 他把那200万备用金单独开了张卡,平时不动。有次他大学同学创业找他借钱,他想了想,从备用金里拿了五十万,说是借,就当投资,亏了算他的,赚了分点红就行。同学后来项目成了,连本带利还了他七十万。他把多出来的二十万又存回备用金,说这算是运气,不能算收入。 万辰股份后来涨涨跌跌,他持有的那部分市值最低到过四千万,他没补仓也没割肉。公司开股东大会,他特意请假去听了,回来说管理层思路挺清晰,农业这行当,稳比快重要。这话他说得平淡,像在评价食堂的菜。 今年夏天,他老婆想换套大点的学区房,看了几处,总价都要一千多万。他跟老婆算账,说首付没问题,但背上贷款,生活节奏就变了。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不买,还是在公司附近租,把租的房子换成了三居,月租一万二。他说,孩子上学还有几年,到时候钱在手里,选择就多。 他用股市里赚的钱,给老婆开了个小小的工作室。他老婆喜欢做手工皮具,以前当爱好,现在租了个小空间,慢慢做,不图赚钱,就图个开心。投了三十万,他说这钱花得值,比买个包强。 我们偶尔聚餐,还是会聊到股票。有人问他现在怎么看万辰,他夹着菜,说公司基本面没大问题,但他持仓比例降了,心态更稳。他透露,现在除了那三只龙头股,还慢慢定投了点指数基金,每个月固定买,不看价格,就当存钱。他说这是跟一个老股民学的,暴富靠运气,守富靠纪律。 上个月,他带父母去欧洲玩了一圈,花了十几万。回来给我们看照片,老爷子老太太笑得很开心。他说,这才是钱该用的地方。他账户里的钱,现在大概六千三百万,波动他不太看了,偶尔操作一下,大部分时间就放着。 最近一次聊天,他说在考虑一件事,等再过两年,如果情况还稳定,他可能辞职,不是退休,是去读个书,一直想学点农业技术相关的东西。他说,钱给了人底气,去实现点以前觉得不实际的想法。但他又说,不急,还得再想想。一切照旧,才是最好的状态。 他还是那个普通的同事,只是眼里少了点焦虑,多了点从容。股市的风浪没改变他生活的航道,只是让这条船更稳了些。他说,人生和炒股一样,知道自己要什么,到了点位就收手,剩下的,交给时间。
07 年秋天我刚上大学,新生军训结束后不久,学校通知各班组织贫困生助学金的申请评选。 农业院校里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不在少数。学校给每个班分配了十个名额,按评选排名先后发放数额不等的助学金,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评选采用"班级民主票选"的方式:每个申请人先填写一份家庭收入信息表,然后在全班同学面前公开陈述自己的家庭困难情况。演讲结束后,由班内其他未参选同学投票,按票数高低决定最终排名。 忘记是什么原因,我被安排进了评选委员会,不仅可以投票,还可以看到所有申请人提交的信息表。 大家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彼此还不太熟,参选的又大多是农村来的孩子。要站在全班面前讲自己家有多困难,谁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台上的气氛沉闷,大多数人低着头,声音不大,匆匆讲完就下来了。 然后军长上台了。 军长不姓军。班里的同学管他叫军长,大概是因为军训结束后,别人都换回了自己的衣服,他却一直穿着那套军训时发的军绿色训练服。上课穿,去食堂穿,上晚自习也穿。时间久了,大家就喊他军长,他也笑呵呵的,并不在意。 他上台之后,一改前面的沉闷。手里没有稿子,也没有那种等着被审视的紧张。他就站在那里,像是在跟人随便聊天一样,说自己家庭条件虽然不好,但跟其他同学比起来并不算差。他没有细讲家里的情况,反而在讲完之前笑着跟台下说,把票投给那些真正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军长讲话的时候,连台下的气氛也跟着轻松起来。 投票结果出来,他的票选排名是十个名额里的最后一个,差一点就失去了资格。 出于对军长的好奇,我翻开了他提交的家庭收入信息表。 他的老家在河南农村,种地是主要收入来源。前一年闹了蝗灾,庄稼严重减产,全家几口人的收入加在一起,一年仅有几千块钱。 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盯着那个数字,根本不理解就凭这点收入是怎么养活一家人的。我又把排在他前面的几个同学的材料翻出来放在一起比较,有的人家庭年收入是他的好几倍。 但台上讲得最轻松的是他,得票最少的也是他。 我私下跟委员会的其他同学提了这件事。说只凭台上那几分钟的陈述来投票并不公平,我们依据的并不是"谁最贫困",而是"谁看起来最值得同情"。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家庭收入作为另一半权重,和投票结果加权,重新计算排名。 重新算完之后,军长从第十名变成了第三名。 在那之后不久,我因为生病休学,离开了那个班。后来和军长没有什么接触,只听说他连续两年拿到了国家一等奖学金——国奖是按学业成绩评定的。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到后来我才知道,2007 年前后,国家新设了一系列贫困资助项目,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贫困信息数据库,学校无法逐一核实每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基层开出的贫困证明又无法验证真伪。这种"班级民主评议"在当时的中国高校是一种普遍做法。 直到 2017 年之后,教育部才明确要求各高校不得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将保护学生隐私写入政策。 当年的我坐在台下,不知缘由地坐在了评委的位置上,有权翻看每个贫困生的家庭收入,有权评判别人的苦难。决定谁更贫困的,是那些并不需要为学费发愁的人。而若想获得资助,就意味着要放弃尊严,当众揭开自己的伤疤。 我不知道后来军长过得怎么样了。但因为他,我才保留了这段将近 20 年前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