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原是著名京剧演员,当时担任上海内片组总负责人。 他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 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认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像、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36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 片子送审通过后,只准印四个拷贝,一个送中央,一个送国务院文化部,一个送钓鱼台,一个送中央电影局资料库。这种种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无形的鞭子,催促着我们日夜加班,不停地赶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余部戏的摄制。这种速度现在看来确实惊人。 迄今,我手头还保存着当年的一份“内片《驯兽》情况汇报”。 “文集内片”的摄制,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我除了把已经拍摄的内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写摄制小结。 我在1976年9月22日写出摄制小结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这份小结,过完国庆节休假后,便从北京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四人帮”被粉碎了! 从此,我这个“臭老九”走上了新的电影创作之路,并在1980年捧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奖杯…… ---我为毛泽东拍“内片” 作者: 叶永烈
朱韵和
1个月前
香烟特供——“132小组” 由于原料缺乏,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范国荣,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1964年秋,他收到所在什邡烟厂的书记的通知,“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都是政治合 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去了成都之后,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 忙完了,四名师傅回到什邡。不久,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所以改抽雪茄。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较淡、食指般粗的中号雪茄。 毛泽东抽的2号雪茄烟。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抽烟安全,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给毛主席供应的是2号烟,生产组被称为 “132小组”。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132”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 给中央领导造烟,安全最重要。范国荣老人回忆,“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围拉着钢丝网,进屋以后,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门窗上都要上封条。”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132”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 ---“特供”——从延安到中南海
朱韵和
1个月前
服装特供——红都服装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 新中国成立后,国事交往、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把一些 “红帮”裁缝调运到北京,组成“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服装加工部”,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红帮”,因其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而来。 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12名红帮裁缝被选用。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外出还要特别批条,按时回来再销假。 他们接到的首要任务,是在9月中共“八大”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 8月的一天,已是半夜12点,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他要为毛主席量体制衣。出于安全考虑,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目测量体”。但凭着丰富的经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 根据毛泽东额头宽,脸庞大,身材魁悟的特点,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在裁剪上,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垫肩稍微上翘,中腰稍凹陷,袖笼也略有提高。 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后来,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 ---“特供”——从延安到中南海
朱韵和
1个月前
我到收容所,先逐个检查了五个“盲流”随身带的物品以及衣着、体态、语音等,以辨其身份。“盲流”中,两个是青海藏族,一男一女自称夫妻;一个是宁夏回族;两个汉族分别是河南、山东口音。根据“盲流”们的态度我先审查了两个藏族“盲流”。男的通晓汉语,女的次之。在我审问时男的毫无惧怕表情,问什么说什 么,甚至还没问就主动交代。女的不断地插话补充。他们不但如实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也交代了其他三人的问题。男“盲流”交代:“1958年草原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很不情愿地把自己的牛羊交公了。紧接着办起共产(公)食堂,我们吃大锅饭,食堂里没有酥油,没有糌粑(炒面),我们吃惯了糌粑的人很不情愿地喝着苞谷面糊糊。领主(导)们说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过惯了游牧生活的人过不惯集体化的生活,都希望人命(民)公社早点散伙。后来连苞谷糊糊也没有了。领主(导)就给我们宰羊吃。食堂里白天宰,我们夜间偷着宰,公社的羊谁抓住谁宰吃,不久羊吃完了。领主(导)叫我们自己想办法找吃的,我们找不到吃的,饿死了人。1959年春天草原上起事,领主(导)说我们是叛匪。我们在草原上不能待了,领着尕娃逃出了草原开始全家四口一起要饭,要上一碗,都想争着多吃一口,后来我们商量分开要饭,谁要上谁吃。全家一起要饭,人多要不上,施主也不会每人给一碗。你问家庭是如何解散的?开始商量母女在一起、父子在一起要饭。这样老两口就得分开了,这不好。后来我们决定老两口在一起,两个尕娃在一起要饭,尕娃们的死活我们已顾不上了,只要老两口在一起,等世道太平了,我们生活稳当了再生育也不迟。” 老两口来到甘肃讨饭,甘肃比青海还困难,讨不上饭,看到“盲流”们都往新疆跑,他俩也往新疆跑。在新疆盲目流动了一年多,南北疆都走到了,几乎所有的收容所都住过。其间也曾在兵团农场安置过。因他们是牧民,不善农业劳动,今天安置明天又“盲目流走”。 女“盲流”补充:“脑(我)们不论走到哪里,都在政府的扫帚下面滚!”这一男一女几乎成了“职业盲流”,到新疆一年多来学会了简单的维语,能讨上饭。他们身上穿的全是讨来的衣裤,从服饰上很难看出是哪个民族。 ---我亲自处理的五个“盲流”的案件 作者: 陈重伟
朱韵和
1个月前
储安平在四十年代对共产党的分析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 。一个政党当它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它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中,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多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 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它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唯有人人能得到了思想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有一种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它好,不好的说它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圣中之圣,竟无可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 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它尊敬。 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的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它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它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摘自戴晴:《储安平和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