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前进的方向,是人类群体理性的成长,是所有人都因成长而不再巨婴,是曾因被阉割而保持幼稚的族群挣脱伤害链的束缚。 人类文明从1.0匮乏模式到2.0繁荣模式的转换,是从巨婴态到成年态的转换。 所有的巨婴国最终都会消失,所有的巨婴族最终都会消亡。 人,会长大。 成长的权利,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为了捍卫从个体到族群的成长权,我们需要与坚持伤害链逻辑的阉割者、阉割行径、阉割权势不两立。 我们需要为成长争取空间,为个人的心灵成长,也为族群的文明演进,争取相应的资源、机会、权利。 于中华沦陷区而言,我们能定下的目标,就是为目前在人口基础上最接近现代公民社会的沿海城市和地区,争取一段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扰的发展时间,让目前还不是公民社会的地区,至少有一部分能在未来,成功生成公民社会。 为整个中华沦陷区分片分步的转型树起至少一个成功样板,留下至少一份成功经验,以供后来者参考学习。 这就是分裂、分治的意义所在。 在高三学生备考时,我们需要允许他们在这紧要关头与幼儿园学生分隔开,需要允许正尝试完成转型的社群不受仍处于幼稚状态的族群过于剧烈的干扰。 所以,有希望成功建设公民社会的地区需要实现独立,需要在发展关键阶段,文明转型关键阶段,拥有内政不受干涉,尤其是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涉的独立主权。 这一大篓螃蟹里至少要有一只能爬出条通往自由的道路来。 这就是上海独立的意义所在。 上海一直被称为沦陷区的天花板,她也一直是沦陷区最有希望翻个身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成为产业链阵营中一块新“地板”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在上海冲击文明转型关卡的时候,“没有”中共中央或新帝国中央的掣肘,非常重要。 没有来自“红色中国”的遗民的干扰,没有来自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军事、政治干扰,十分重要。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我是愿意把整个世界看成一所巨大的综合学校的。 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就象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 国境线就象各班级的教室墙壁,它曾起到隔绝各班彼此干扰的作用。 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则也曾起到类似的作用,直到幼稚族群用大批移民打破它。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欧美,就是全世界的“高三”。 是一旦孕育出稳定的传承模式就能毕业,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促成低年级学生加速成长的“全校希望”。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也是沦陷区的“高三”,当然,比上海更接近毕业的,还有香港这称得上已入读大学预科的存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上海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在军事上无险可守的城市想独立为城邦国家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江浙愿意协防上海呢?如果广东愿意协防香港呢? 如果这两个城市独立为城邦国家的战略价值令她们的邻国甘愿为其屏障呢? 从经济利益前景看,这绝不是不可能。 因为只有独立成国才能保证香港的司法独立至少在一个阶段内不受广东或者说未来的大粤民国的影响,进而令香港这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恢复区域地位的可能。 上海也一样,只有独立成国,而不屈居为江浙一市,她才有可能构建独立于江浙的司法体系和政治秩序,成为盘活长三角经济区的“棋眼”。 高三学生必须拥有独立的教室,不能与高一、初中同学共用教室。 在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从一种文明模式向另一种文明模式跃迁的冲刺中,整个沦陷区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香港和上海,需要其他地区的尊重,甚至托举。 当然,能进行这样的托举,本身就意味着托举者有足够的大局观,在政治上,在战略判断力上,足够成熟。 幼儿园学生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扰高三学生的,至少要达到小学以上程度,孩子们才能理解高三的独特需求。 而我相信,不论大粤民国还是未来的吴越,都具备小学以上的政治判断力。 都能理解,让香港、上海具备独立于周边的政治地位,拥有独立主权,有资格成为欧美商人的落脚点,做欧美投资人的金融服务商,对自己有多大好处。 因为改开四十年已经改变了中共国的人口基础,尤其在经济较繁荣地区,已经把幼儿园小班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变成了小学生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已经培养出了许多中学程度的改开受益者,已经允许了高三甚至大学预科程度的个体存在。 较成熟人口对幼稚人口的替换已经大致完成,农民工对农民的替换已经接近完成。 最原始的农村已经空洞化。 仍处于最原始最愚昧状态的农民,从未出门打过工从没见过手机的农民,虽然有,但已不再是农村人口主体。 中共国已不再是一个由亿万幼儿园小班学生组成的幼稚社会。 当中共政权用强力维稳压抑的成长诉求在政权崩溃后爆发,当早已在改开四十年间把“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口号入脑入心入魂的民众在政权崩溃后,争先恐后捕捉后中共时代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人群按各自的成熟度抱团取暖、自行分班,就会成为风潮。 在整个沦陷区各族各地分别进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会先构建与自身水平适配的秩序,再慢慢打磨完善。 上海与香港的独立,“高三”与其他学子的分班,将会在那时,由各路英雄的因势利导实现。
Y11
1个月前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我们能清晰看到一种现象:各种系统、激励机制和技术进步,像一双无形的手,悄悄改变着社会的力量格局。 它们让个人的能力得到了一些提升,但更显著的是,让大型组织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而小型组织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被挤压。 这就好比在一个生态系统里,大树不断生长,小草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小组织要么慢慢被边缘化,要么就被大组织吞并、取代。 这种不平衡的结构,虽然给很多人带来了物质上的便利,比如我们现在能轻松买到各种商品、享受到各种服务,但这种便利的分配并不公平,有的人得到多,有的人得到少。 同时,人们好像也有了点“掌控感”,觉得自己能做些什么,但这种感觉其实很有限。 可在心理层面,问题就出现了。当小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小时,人们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松散。 以前,大家可能在同一个小社区里生活,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有很强的归属感。 但现在,这种感觉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孤独和疏离。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很无力,对未来也常常感到悲观。 他们总觉得,要想改变现状,或者解决那些大问题,除非自己变得特别有钱、特别有影响力,能像一个小组织甚至大组织那样,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否则就什么也做不了。 那大组织呢? 它们好像在填补小型社区消失后的空白,给人们提供一些“社会产品”或者“情感产品”。但这些东西,仔细想想,就像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和真正的健康食物,虽然能填饱肚子,甚至味道不错,但营养不够,对人长远的健康没什么好处。因为大组织天生就带有一种冷冰冰的、非个人化的特点,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有先进算法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这种特点更明显了。你在网上得到的信息、遇到的服务,背后都是算法在运行,很少有真正的人情味。 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让这些技术自由发展,不加以引导,那这种挤压小组织、让人感到孤独无力的趋势,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的生态平衡,或许需要更多元的力量来维持,小组织的韧性和人情味,其实也是社会健康发展很重要的部分。
ZT:史应真:鲁迅是民族英雄吗? 《华夏文摘》首发,2025 年 10 月 06 日 鲁迅先生,在1949年以后一直是中国第一文化伟人的形象,文章道德备受推崇,在大陆基本看不到负面评价。曾经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列入“反动文人”的行列。 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毛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真的没有“奴颜和媚骨”、真的是“民族英雄”吗?日本在近代是对中国伤害最大、杀害中国人最多的野蛮和残忍的民族,我们看看鲁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奴颜和媚骨”,配不配当“民族英雄”。我们先看他的一首诗,其中最有名的两句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这是在与谁称兄道弟?又很大度地要泯什么恩仇? 最近看到一篇网文,题目是《鲁迅用什么报答日本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作者搜集了鲁迅先生题写的很多诗句条幅,特别是1927年至1936年鲁迅最后9年的作品,与鲁迅的日记对照。这9年鲁迅先生居住上海,这些作品都是赠送给日本人的。 作者逐条展示,这些诗句条幅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温情和赞美,对于9.18事变和日本轰炸上海闸北(1.28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没有任何愤怒和仇恨,相反却表达了极大的宽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就是在日本人把上海闸北炸成一片废墟之后写给日本朋友的。鲁迅应日本人之征请,写下这首很著名的诗: 【《题三义塔》 鲁迅 1933年6月21日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西村博士何许人也?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攻击和轰炸上海,史称1.28事件。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为了救援战争中的受伤者,于1932年2月作为“服务团长”来到中国。然而西村真琴的真实身份是个谜。西村在闸北的废墟里发现一只鸠鸟(一种鸽子),带回了日本,鸽子死后他假惺惺地建塔纪念,表示慈悲之心。一只鸽子死了还建塔纪念?可见其虚伪和别有用心,想以此掩盖日本的侵略暴行,欺骗中国人民。他请鲁迅写一首诗,鲁迅即刻应允,中了西村的圈套,充当了西村的宣传工具。鲁迅在此诗中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杀戮没有半个字的愤怒和谴责,还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称为兄弟,把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看成是兄弟之间的打架,要“一笑泯恩仇”,要我们把日本的战争暴行统统忘掉。可见他丧失了最起码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应声虫,还算什么“民族英雄”? 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 鲁迅在评价日本国民正面素质的时候,丝毫不吝惜笔墨。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高涨,在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 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 “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他对很多日本人的残暴本性只字不提。 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谈到了日本军队把中国年轻人逮住杀掉的事情。他这样说: “东北事起(指918事变),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鲁迅对上海的抗日青年没有一句肯定和赞扬的话,对他们只有讽刺和挖苦,说他们不是真抗日,而且还“太不认真”地保留了抗日的证据,被“认真的”日本人杀害,不是自找倒霉吗? 鲁迅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抓人、杀人没有一句谴责的话,他认为不是因为“日人太残酷”,而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反而责怪中国人“太不认真”,活该被杀。你看他的立场站到哪边了?如果说他是汉奸还冤枉他吗? 鲁迅的一生,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曾经在日本8年,生活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文化方式和思维方式,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鲁迅生命的最后9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日本人在上海最为活跃。鲁迅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里,更是如鱼得水。在这9年里,鲁迅的中国朋友没有日本人多,鲁迅和中国人的来往没有跟日本人来往的多。鲁迅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请客,全桌10多个人,清一色的日本人。鲁迅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到日本人的进一步影响—留着日本式的胡子,买日本书店的书,看病找日本医生。 鲁迅的日本朋友很多都是他家里的常客,不断给他赠送各种生活用品,很多人送给鲁迅儿子周海婴玩具飞机和汽车。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鲁迅对于日本朋友,有着自己独特的报答方式,就是给日本朋友写条幅,内容基本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诗词。打开鲁迅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面的诗歌很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并且都被鲁迅写成条幅,送给了日本人,算是对于日本人的报答。 如果说鲁迅没有活到1937年,不知道后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可是在他在世的时候,日本不仅早就霸占了中国的台湾,而且1931年的9.18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又通过扶植伪满洲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还通过大量移民企图永远霸占东北。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军队攻占上海)也已经发生,日本又想进一步占领华东富饶地区。就连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都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他们就想侵占整个中国,可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只能这样解释:鲁迅把豺狼当作朋友和兄弟,当然就看不出豺狼的野心与凶残,反而觉得日本侵略有理,怪中国人不争气,所以他只骂中国人不骂日本人。 根据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他如果活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之后,会不会和他弟弟周作人一样与日本人合作,成为汉奸,还真不好说。 时至今日,我们对鲁迅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真应该重新审视。他配得上是“民族英雄”吗?所谓的“民族英雄”,应该象岳飞和文天祥那样,象抗日英烈那样,和异族的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而鲁迅和日本侵略者斗争过吗?他不但没斗争,还百般美化侵略者。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鲁迅,不是全盘否定他,而是要把他拉下神坛,摘掉他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 (根据网上文章改写,2025.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