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链争持,在今日之中共国内部,体现为“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双重存在。 同时,它也体现为中共国内部派系之争和政策重心之争。 按阵营划分,中共内部有哪两大派系? 自然是改开派和红N代。 按政策重心分,又可分为哪两派? 自然是希望攻打台湾,通过输出伤害来赢得奖赏的一派,和希望专注经济发展 的另一派。 中共体制内的激烈内斗并不能脱出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 因为不管表面上一名官员属于哪个人事方面的派系,曾接受过谁的提拔,实际上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只能由利益立场决定。 必须站在改开派阵营里的那些人,是一旦“改开中国”的余韵消失,就无法在纯化后的“红色中国”里继续存在的人。 是只有赚钱的能力,没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赚钱的能力不再重要的政治环境里会被当成猪羊宰掉的人。 这些人,不管是否懂得双链争持的道理,都会极力把中共国的政策重心向“搞经济”这方面拉扯。 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则正好相反,是缺乏赚钱能力的人,是拥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重视赚钱能力的政治环境里容易被边缘化,容易失势的人。 这些人盼望的,是“红色中国”回归,是外交的战狼化和经济议题在国家战略决策中降低权重。 中共国政策重心向何处偏移,取决于双链争持在内部派系斗争中的结果。 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政策重心正向何处偏移,推论出哪个派系正在内斗里占着上风。 双链争持在中共国党内斗争史里的表现,曾呈现为改开政策的从无到有,也曾呈现为武统呼声的从低到高。 邓小平当年,是在中共经济困窘,政治统治基础濒临崩溃的时刻,被迫实行改开,被迫把政策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这是一场产业链逻辑对伤害链逻辑的胜利。 其结果,是在挽救中共统治的同时,让产业链逻辑在伤害链系统内部占到了一块地盘,培养了一批人手。 中共体制内的改开系技术官僚虽然在表面上只能归属伤害链阵营,但只要他们没能掌握住伤害链的核心要素,没能在中共体制内部掌握军权,他们对伤害链系统来说就仍是“外人”,是工具人,是可抛弃的存在,是地位不稳,生死祸福悬于伤害链主一念之间的存在。 因为不论从起家原由,还是政坛资历,还是自身的能力强项算去,他们都是产业链的人,是“走资派”。 走资派想继续走,就需要让自己依附的产业链逻辑继续是中共政策重心,需要让“发展经济”继续是政权资源倾斜的方向。 他们需要让“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继续是中共国政界主要游戏规则。 因为一旦规则改变为“输出伤害获得奖赏”,他们这类人,他们的才能经验技术,对中共就不再重要。 但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恰好相反的人。是掌握军权的人,是需要把“输出伤害获得奖赏”重新设置为主要游戏规则的人,也是在“发展经济”这方面缺乏能力,难以在“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的赛道上夺得优胜的人。 双链争持,在中共政权内部也一样存在。 “会搞钱的人”和“会搞事的人”在中共体制内的对峙和争斗,一直存在着。 这两者的争斗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当有限的政策资源向“发展经济”倾斜,在官场上,凭借“搞事”升官的机会就会变少。因为当政策重心偏向经济面,“战狼外交”和在台海搞军事动作就构成对外贸的负面影响。 反之亦然。 中共原本是个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纯种伤害链政权,但改开四十年间,中共在实操层面走向了“钱袋子里出政权”,走向了靠发展经济缓解社会矛盾的岔路。 并在这条路上,带出了一支堪称庞大的官僚队伍。 带出了一大批在利益立场上,天然与“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对立的队伍。 这些人是无法转换利益立场的,因为在改开时代靠“搞钱”一路升迁的他们并没有切换赛道的本钱,不论在能力和人脉方面,他们都没有在国家贬低财权、重视军权之后,从红N代手里夺走军权,继续升官的资本。 他们只能在中共政权内部反复强调财政的重要性,强调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强调自己、本部门、本派系对中共维持统治的重要性。 可是他们能说服红N代吗? 从结果看,他们失败了。 虽然暂时双方仍在僵持,虽然暂时你还看不到中共内部政争的结果。 但一直拿不出有力的“救经济”政策,一直争取不到向经济议题倾斜的政治资源,就说明了,在中共内部的双链争持中,“走资派”落了下风,产业链落了下风。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关心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这个问题。 但对于中共内部的政争来说,打台湾只是个“标靶”。 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台湾,不是打不打得赢,是在靠“钱袋子”维稳还是靠“枪杆子”维稳的内部争论中谁取得胜利。 是政权该交给哪一派,资源该流向哪一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和“创造财富获得奖赏”这两条游戏规则谁该是中共官场升迁黜降的第一标准。 是体制内的双链争持鹿死谁手。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N代,正在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在搞经济的那些人正在溃败之际,在中共国经济下行,搞经济的那些人无力回天,靠“钱袋子”维稳的做法眼看就要破产的时刻,在“改开中国”内外交困黯然退场时,靠“枪杆子”维稳的“红色中国”将赢得自己最后的辉煌——一场中共体制内官场上的大胜。 这场大胜会转化为一场对政敌的清洗。 和中共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德国联邦政府任命的一个科学顾问组近期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为了避免养老金体系崩溃,经济学家们建议到2060年在德国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3岁。 据《图片报》报道,经济学家们认为,多年来德国经济产出一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增长不足和人口的结构性问题。 此前,德国经济部长凯瑟琳娜·赖歇呼吁将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引发了争议。科学顾问小组的新提案则更进一步,认为应该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的提高联系起来。 今年5月,丹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到2040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该规定适用于所有1970年12月31日后出生的丹麦公民。自2006年以来,丹麦一直在根据预期寿命调整退休年龄。当时,丹麦的退休年龄仍为65岁。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经济部长赖歇的经济顾问也发出了警告。德国正处于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之中,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可能会导致去工业化和国际竞争力的丧失。他们提出的战略包括大幅提高退休年龄这一备受争议的要求。 拟议将退休年龄提高至73岁可能会对德国社会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德国金属工业协会(IG Metall)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已经显示,67岁的退休年龄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超过一半(55%)的行业员工认为自己无法继续从事目前的职业直到67岁。即使是很多企业本身也对这一变化感到措手不及。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接受匈牙利媒体《游击报》访问时称,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负有部分责任。 默克尔在访问匈牙利的时候接受了这家媒体的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2021年6月,我感觉普京不再认真对待《明斯克协议》,因此我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形式,让我们能够以欧盟的名义直接与普京对话。” 《明斯克协议》签署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顿巴斯战争。 默克尔在采访中说,2021年6月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与其他领导人进行直接谈判,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集结。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一举措,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也反对。”她说道。 默克尔说,这些国家“担心”“我们不会制定共同的对俄政策……无论如何,(与普京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后来我卸任了,普京的侵略开始了。” 她还暗示,新冠疫情也是普京决定发动全面入侵的原因之一。她表示,封锁意味着欧盟领导人与普京之间定期的面对面谈判“无法实现”,“如果不能会面,如果不能面对面讨论分歧,就无法找到新的妥协方案。” 默克尔的这番言论引起华沙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不满。长期以来,波罗的海地区一直为德国对俄罗斯构成的主要安全威胁的自满态度感到不满。 据Politico报道,拉脱维亚前总理克里什扬尼斯·卡林什说:“我一直告诉她(默克尔),你不能‘真诚地’与普京打交道,但她认为波罗的海国家错了。” “我很清楚默克尔的观点,但令我惊讶的是,在乌克兰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她竟然仍然这么想。”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马尔古斯·查赫克纳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俄罗斯对这场冲突负有全部责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唯一动机只有一个:它拒绝接受苏联解体的事实以及它永不放弃的帝国主义野心。” “俄罗斯应独自对此次侵略负责。” 波兰前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也在X上表示:“安格拉·默克尔通过她一次轻率的采访,证明了她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对欧洲最具危害性的德国政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