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1个月前
不论海内海外,不必自轻自贱 “犬儒主义”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总是跟“愤世嫉俗”、缺乏建设性和极度悲观主义有关。这也是我经常批评的不务实态度。 有的人偏偏就喜欢拿自己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丈量所有人的高度,结果别人无一例外都比不上他自己那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型式的愚昧。 职业政治人要秉持一种不卑不亢的务实精神,不会轻易就被群氓政治所蛊惑,也不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 不论是攻击民运圈还是攻击新生的社运圈,除了展示自己怨妇般的愤世嫉俗之外,没有一点建设性意义。政治反对运动太需要合作,需要一个一个地减少敌人,而不是到处放火、四面树敌。 务实的人会抑制过度抱怨,会调整毫无目的的愤世嫉俗和克服自我矮化、互相贬低的极度悲观主义。空谈大方向是无济于事的,跟空谈“润学”和空谈“反共”一样都是空谈。务实的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跟他人耐心沟通和实现合作,因为原子化的个体是不可能对抗强大的极权国家机器的。 另一种怪相是互相推诿责任:国内指责海外群体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是自己根本舍不得为改变社会现状牺牲一根毫毛,就好像责任全在海外流亡社群;而海外流亡社群也将责任推给国内社会,觉得海外工作无济于事,全部都要靠国内社会来实现真正的反对运动。 这种互相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是逃避现实和逃避责任,是无限期延宕和推迟社会变革。 每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模式,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转型,中国也一样。你不能因为你一尺二寸长的眼光所及的一砖片瓦,就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如何如何。 务实的职业政治人会以其特有的审慎、冷静和敏锐对政治可能性持完全开放态度:对于职业政治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关心的是现实中是否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以及在人力可控范围内是否出现可以逆转时局的历史机遇。我们精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互相抱怨和互相推卸责任。 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总是对历史机遇和创造历史机遇,有着群氓政治所无法企及的敏锐洞察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人总是不卑不亢地面对逆境,过度的悲观和毫无必要的乐观都是多余的东西:因为现实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历史空间,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将来并非不可能存在。 有的人就喜欢把“尚未存在”当成“绝对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愚昧。事实上,尚未存在的事物根本无法证明其不可能存在。 是以,我总是鼓励他人努力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去做前人之所未想之事,去将前人没做成的事情做成。要有人来打破死寂。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明明中庸却天天自以为是抖机灵、假老练、耍小聪明,那就算历史机遇天天砸在你脸上,你也一个都抓不住,更不要说你没能力创造历史机遇。 请少一些犬儒主义,少一些互相推卸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沦为极权主义,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以及曾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的所有人都一样有责任。要寻求改变现状,要反抗现实,光是追究责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牛奶倒了,把杯子扶起来就是,含血喷天、怨天尤人改变不了牛奶流一地的现实——此实为务实的政治头脑所不齿也。
朱韵和
1个月前
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 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 学生 ,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 自由亚洲电台
朱韵和
1个月前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 。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 !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 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 ,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 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 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 :“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