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 。 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 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道:“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 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 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 ,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 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傅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 )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 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 ,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朱韵和
1个月前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 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8月5日 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 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 ,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 ,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 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 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 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 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 ,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 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朱韵和
1个月前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王友琴:“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 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 ,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 ,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 ,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 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