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1个月前
按照行政区域从上到下层层组织杀人 道县杀人首先不是甚么基于群众对“阶级敌人”“四类分子”(“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五类分子”则加上右派。道县是农村,基本没有右派,因此杀的主要是四类分子)的深仇大恨而自发出现的现象,而所谓“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云云纯粹是编造的谣言。这些所谓“阶级敌人”自 土改以来实际上一直受到残酷镇压,如惊弓之鸟。正如作者所说:“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除了报复杀人、杀人夺妻、谋财害命这几种情况外,所谓贫下中农自发起来杀地富的现象几乎没有。整个事件由上而下的脉络非常清晰。”[31]道县文革大屠杀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由区到公社,由公社到大队,层层煽动部署,层层贯彻执行。越是各级领导部署严密、动员得力、组织精细的区县,杀人就越多、越残忍。比如杀人最多的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文革”时期道县的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受到了冲击,就认为道县大屠杀(也包括其他地方)不是组织化和制度化杀人。关于这一点,要结合“文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权力结构的特点加以理解。在《血的神话》第20章提供的上关区在全区范围内煽动、策划、部署的主要责任人名单看,这些杀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很少有一把手(书记),大多数是副书记、委员,特别是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这几类角色。[33]作者对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文革”的性质是清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单位的“当权派”或曰一把手(书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在这种大环境下,道县杀人事件中的主要责任人基本都是道县文革中的实权派,即以县人武部为核心的各级“抓促领导小组”(“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的简称)成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道县煽动和部署杀人都是通过这条制度-权力通道/路径贯彻的。[34]我们不能说这个现在看来不规范的机构和组织不代表官方或制度。恰恰相反,在当时它们/他们就是官方和组织的代表,而且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组织和制度。[35] 道县大屠杀的体制性和组织化特点还体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凡是组织不严密、领导盯得不紧的地方,杀人现象就较少发生,杀人数量也少得多。本书介绍,(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受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36] ---"如何理解文革大屠杀暴行——读谭合成的《血的神话》" 作者: 陶东风
哈哈 😂 原来很军盲不知道 中国为了能在台湾全歼日军 美军 准备了30年。美军自家的军事推演胜率只有2%……我作为亲日派 了解了解放军的实力后 也是绝望的….我给大家推演一下如果日军支援台湾 下场会多惨 1. 首先冲绳军事基地距离台湾的往返直线距离是1700公里,超过了f16c,22a,35a,作战半径 接近两倍 因此日军空军必须进行二次加油,并且整个航程都在我军火力覆盖半径之内,这就注定了 只要日美空军起飞就是有去无回 每一秒都有可能被歼灭 打散编队 红旗9b/22/s-400会利用海岸线优势从福建 浙江 广东沿海 不间断对日军飞机进行拦截 j-20 /j-10c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段航程跟任何飞机单挑保持100%胜率 2. 我军df21,26两种导弹的部署目的 就是一旦日军飞机起飞,就会火力覆盖冲绳全境700~4000公里把冲绳军事基地永久从地图上铲除掉。并且冲绳自古就是中国属地 岛内存在大量“独立势力”随时可以揭竿而起 3. 火箭军电子压制 瘫痪网络 比较保密无公开资料 4. df21/26反舰导弹 鹰击12/18 核子潜艇 会彻底封锁宫古 巴士 冲绳南部航道 阻断海上增援。这还是航母没下水之前的军事部署 总结:我军从来的军事目标都是在台湾形成围点打援 全歼日军 美军。所谓的48小时收复台湾 不是收复台湾的时间 是歼灭日军 美军的时间 前48小时内瘫痪冲绳主要起飞跑道与加油能力。 削弱美军的空中指挥控制系统(C4ISR)。 建立台海制空权与防空封锁圈,拒止美军空中介入。 防止第二波增援从日本本土或关岛介入 疑问:冲绳基地美军在开战第一秒就被犁地犁掉以后 从日本本土 和关岛增援 或者美军从韩国利用萨德打击北京发动全面战争怎么办? 中国有一个面积最大 人口最少 的内陆省 叫青海省。整个省都是“无人区” 装备着密密麻麻的导弹,做到全球覆盖,真正能做到 在被动战争 中打后手能做到 “你想打多久 我就跟你打多久” 解放军的弱点是远程打击能力差,只说本土作战 近领土作战 第一岛链作战的自保能力。是无解的,得叫上外星人来才有机会
老司机
1个月前
纽约时报:“外强中干”的祖国让中国人感到绝望 每周一早晨,中国国歌激昂的旋律都会从街对面的小学飘进我在北京的公寓。身着校服的小学生们在新铺了草皮的操场上排成整齐的方阵,注视着国旗缓缓升起。附近的街道两旁摆放着花盆,种着银杏树,还有号召公民热爱祖国的宣传标牌。 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号召都显得多余。中国经济腾飞,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 如今,对许多人来说,这种骄傲已难以唤起。在日常生活井然有序的表象下,一股悄无声息的绝望在暗流涌动。社交媒体和私下交谈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是:对失业、降薪和生计艰难的担忧。 当今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悖论之中。 在国际上,中国看似强大。它是美国在塑造世界的能力方面唯一的对手。最近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两国领导人宣布贸易战休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叙事,而北京也乐于推动它:一个在外部挑战面前坚韧不拔、团结一致的国家。 这种强硬的外表在中国国内却被戳破,人们对经济和个人前景黯淡的绝望感无处不在。对于这种国家自信与民众疲惫之间的反差,中国人用“外强中干”这个词来概括。 许多人现在感到,正是那些让中国在海外显得强大的国家政策正在伤害他们自己。他们看到政府更关心建立全球影响力、主导出口市场,而非解决民生挑战。几年前针对私营部门的打压行动被普遍认为是中产生计受损的根源,同时财政资源被引导至那些政府认为更具战略意义的行业,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造船业。与此同时,中国在稀土供应链和加工领域的全球垄断在国内造成了空气和土壤污染。 如今,人们感到一种苦涩的愤怒,他们成了一个痴迷于世界大国地位和击败美国的国家的牺牲品,无从发声。这种情绪很可能还会加剧。上个月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政府的经济优先级蓝图——明确表示,将愈发侧重国家实力而非民生福祉。 今年4月,随着中美关税战升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北京能够抵御美国霸凌,凭借的是制度优势,如集中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中国互联网上的反弹迅猛。一篇热转的社交媒体帖子指出,政府在自夸时,普通人的日常挣扎——找工作、填饱肚子、教育子女——却“困难重重”。作者写道,与美国打赢贸易战意味着“准备牺牲一部分人民”。审查机构很快屏蔽了这篇帖子及类似内容。 多年前,中国人会出于政府几十年来灌输的条件反射式民族主义,为上文提到的那种《人民日报》社论欢呼。如今,这种爱国情怀几乎被反映民生困境的声音所淹没。 青年失业率高到去年政府修改了统计方法,以得出更低的数字。即使新数字也高得惊人。据估计,约2亿人在零工经济中勉强维持生计。消费者中许多人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净资产缩水,而不得不削减开支,使经济陷入通缩漩涡。 经济不安全感正导致人们放弃结婚和生育,加剧全国人口下降的趋势。民众不满也在拉大贫富差距——当多数人面临日益黯淡的前景时,公众对那些被认为利用经济或政治关系获取机会的既得利益者愈发怨恨。心理健康问题据信也在上升,过去几年一连串无差别持刀袭击和其他暴力事件便是佐证。 北京显然无法再指望条件反射式的爱国主义为其日益强势的外交立场背书。9月,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时,许多人公开质疑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用来改善民生。 政府最近开始打击社交媒体上所谓“过度悲观”的内容——这清楚表明,它担心公众的不安会削弱自己的议程。但压制批评而非解决问题根源只会加深与人民的隔阂,使国家在对外政策重点与所需国内支持之间谋求平衡的努力面临更大压力。 长久以来,中国在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下取得繁荣:共产党给予人民更多改善生计的自由,以换取政治服从。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政府不再履行其契约义务。 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他以反复提及的“中国梦”——通过国家强大实现共同繁荣的承诺——给了人民希望。近年来,在政府宣传中已不再那么突出这一口号。 国家或许会说,那是因为其愿景已大半实现。更可能的是,共产党明白,在目睹梦想日渐黯淡的民众听来,这样的说辞已言不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