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in Wu
2个月前
关于当代机构媒体困境和个人媒体机遇的一些思考,通过 GPT 整理: 在传统时代,媒体是信息的稀缺中介。社会没有“质疑通道”。所以即便媒体犯错,也没有公开的反馈机制。媒体的权威是结构性垄断带来的。 但现在不同——信息生产和发布几乎零门槛。评论区、社交媒体成为即时审判场。媒体不再是真相的发布者,而变成“无数真相叙事中的一个竞争者”。所以哪怕媒体现在比过去更准确,它的权威感却更脆弱。 信任不再是制度赋予(编辑部、资质、报头),而是算法、情绪、社交关系赋予的,于是准确性在传播层面被流量逻辑稀释掉了。一个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带来的传播量,远超一篇经核实的报道。于是媒体的激励结构被颠倒了:真相的边际收益下降;情绪的边际收益上升。 “KOL 化”是媒体为生存做的自我进化。因为流量成了新的货币。在算法世界里:媒体机构和 KOL 在推荐逻辑上是同质竞争;影响力成了新的权威指标;个性化表达取代了机构性客观。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真正想做严肃内容的媒体,往往反而传播更弱。而善于制造情绪、叙事、身份认同的“个体”,反而更像媒体。 社交媒体的推荐逻辑,天然偏向“人”,有连续表达的轨迹;有面孔、有声音、有情绪;能制造共鸣和粘性。这就让很多原本在机构里受限的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离开后反而更自由、更受欢迎。他们带着专业积累进入“人格媒体”时代,同时兼具可信度与亲近感,受众自然迁移。
Morris
2个月前
为什么许多国家的基本盘群体,明明身处深重苦难,却不愿主动提升认知、突破自我,而是乐于维护现有体制,甚至在困境中找到某种“舒适”。这并非简单的懒惰或愚昧,而是心理、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结果:在心理层面,人类天生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和损失厌恶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人们更恐惧变革带来的未知不确定性——已知的贫困、腐败或压抑虽痛苦,却至少是可预测的、可适应的,而任何颠覆都可能放大风险,导致更剧烈的损失;同时,长期浸润在苦难中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进一步固化这种心态,让个体大脑适应现状,通过日常小确幸或集体叙事来麻痹不满,视变革为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社会与文化层面,集体认同和路径依赖如无形的枷锁,根植于祖辈传承的叙事(如“这是命运”或“外部势力阴谋”),使突破行为被视为对家族、社区或民族身份的背叛,强烈的社会压力和回音室效应(媒体、教育强化单一观点)则阻断信息流动,让认知提升成为高成本的孤立之旅; 在经济上,贫困陷阱(poverty trap)形成恶性循环,低收入群体缺乏启动资本、教育机会或缓冲资源,维持现状虽微薄,却绑定了零星利益(如灰色补贴、小腐败分成),任何尝试都面临高失败概率的惩罚;数据现实,低收入国家中超过60%的民众表现出“消极满意”,历史案例如苏联解体前民众对铁饭碗的怀念,或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支持者对领袖遗产的顽固维护,都生动诠释了这种现象:苦难非但未激发觉醒,反而通过利益共谋和身份补偿,强化了体制的自我永续。
在北京密不透風的政治空氣中,四中全會成爲一次不尋常的聚會。表面上是例行的“總結與部署”,實際上卻像是一場無聲的地震。會議前後,超過六成的軍隊代表缺席,九名上将被開除黨籍與軍籍,而原本應補入政治局的軍方人選全部落空。高瑜所說的“三大異常”,不僅揭示了軍隊層面的權力震蕩,更是一個政體長期壓抑真相、封鎖透明度所積累的系統性崩裂的縮影。 這種震蕩并非孤立。它的本質,是一個極權體系在控制與失控之間的劇烈擺動。中共體制的慣性,要求軍隊絕對服從最高領袖;但權力的過度集中,也讓内部忠誠變得脆弱。九名上将的“依法處理”,無論是清洗、整肅還是“主動切割”,都指向同一個問題:軍隊不再是鐵闆一塊。幾十年來,中共以黨指揮槍的模式維系統治,而一旦黨内信任體系破裂,軍隊便不再是穩定的支柱,而是潛在的風險源。 四中全會的另一異常,是“會議的空心化”。出席率低、補員異常、軍人缺席、文官遞補,這些現象在正常政治體制中都意味着嚴重危機。但在中共政治中,它們反而被包裝爲“制度自信”的證明。對内的宣傳仍在強調“團結穩定”,對外的表态仍是“戰略定力”。這種不真實的政治語言,是一種制度性幻覺——它将危機轉化爲口号,将斷裂掩蓋爲秩序,将恐慌壓縮爲沉默。 事實上,軍隊問題并非突發。自火箭軍高層接連落馬以來,從裝備部到後勤保障、從導彈指揮系統到采購鏈條,幾乎所有環節都暴露出腐敗與權力交易的深層結構。那并非單純的“軍紀問題”,而是制度性貪腐的延伸。一個高度封閉、政治化的軍隊,在失去制度制衡與透明監督後,忠誠便變成了利益契約,權力變成了買賣。所謂“軍權鬥争”,其實是内部資源争奪的結果,而非理念之争。 與此同時,領導層面臨的困境也極爲尴尬。習近平以“整軍反腐”爲名确立個人權威,但這種權威本身建立在恐懼與清洗之上。九名上将的被捕,并非鞏固權力的表現,而是信任體系的再度崩塌。一個需要不斷清洗的權力結構,意味着它無法通過制度維持穩定,隻能靠不斷制造敵人來延續控制。最終,敵人不再是外部的,而是體制自身的循環吞噬。 外界許多分析試圖用“派系鬥争”來解釋這一切,似乎隻要找到權力的赢家與輸家,就能理解中國政治的全部邏輯。但這種叙事忽視了更深層的現實:在一個沒有政治透明、沒有公衆監督的體系中,“誰赢誰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個系統正在失去合法性的支點。軍隊動蕩不是權力調整,而是信任危機的顯現——上級不信任下級,下級害怕上級,忠誠不再出于信念,而出于求生。 張升民的升遷更像是一種政治妥協:他被提爲軍委副主席,卻沒有進入政治局。這種“非典型晉升”,既反映了權力格局的混亂,也暴露出體制的不穩定。它像一個失去節奏的機器,在不斷修補、調整,卻無法恢複運轉的平衡。軍中、黨内、輿論場,三者之間的裂縫正逐漸擴大,而當内部恐懼擴散到民間輿論時,整個政治結構的脆弱就再也掩飾不住。 在這種背景下,四中全會的“沉默”反而比結論更具象征意義。沒有新的政治局委員、沒有制度改革、沒有路線調整——隻剩下一種冰冷的延續感。體制在繼續,但活力在衰竭。軍隊在整頓,但信任在消失。領袖仍在講話,但無人真正相信。這樣的政治生态,才是最危險的狀态:表面秩序完好,内在邏輯已然腐爛。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以恐懼爲基礎的權力結構,總會在其最強盛之時開始崩解。極權的脆弱,從來不是因爲外部壓力,而是因爲内部謊言無法再被掩蓋。 在今日的中國政治中,軍權的震蕩不隻是軍事問題,它是政治合法性、社會信任和制度穩定的共同斷裂。當權力的金屬外殼出現裂縫,光線未必立即射入,但空氣已經開始滲透。也許這不會立刻改變什麽,但它标志着一個無法逆轉的趨勢——控制愈強,穩定愈弱;清洗愈頻,體制愈亂。 當一個政權需要不斷用“異常”來維持“常态”,它就已經進入自我懷疑的階段。四中全會或許不會改變任何表象,卻悄然揭開了中共内部深層的危機。那是一種被自身機制反噬的宿命,一種權力機器在自我清洗中走向虛空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