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2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二八 關於 “四中”還得說兩句 總算可以寫推文了。 去年三中全會必須避會,屬於開天闢地,從來中會沒什麼限制,連崗哨都不安排。但去年規矩改了,幾百人的會議,陣仗卻如同黨代表大會,提前就告知必須離京。 今年四中,很多訪民被告知,“沒錢了,不能出去了。”提前就被上了崗。沒想到,對我卻是例外,“三規四隨”。臨開會前兩天,問我想上哪?我回答:沒有想去的地兒。 只能聽安排了。警察開車先接我後接國保,說“咱們就在河北附近轉轉。”我們坐的不是通常的7座別克,換了另一輛車。警察說:“那輛車不能開了,再開就‘廢’了,走哪人家都知道車上是警察。” 我確實不止一次在X上,寫過7座別克,展示過車內人影晃動的照片。只要給我站崗,我照樣發推文,他們也沒有理由阻止我,今年清明之後趕上胡德華病逝,七座別克在我家對面一直停了半個月,街坊四鄰早就認得它了。 離家被旅遊,就不同了,對我的要求是“不發推、不轉推、不跟貼。”我曾問過國保:“為什麼別人被旅遊可以發推?”他們含糊其辭說什麼“要求不一樣。”不過,浦志強告訴我跟他的國保對他說過:“你看,高瑜敏感時期就不發推,你老發推,我們的工資都被扣了。” 一個4天的會議,我被禁言又是小10天。四中應該說是評論精彩絕倫的一次會議。既然必須當馬後砲,我還是要明確地說我對公報的關注點在最後,對人事變動的關注遠高於“十五五”。 其一在於四中的出席率之低,創下毛身後中央全會的最低紀錄。18% 的中央委員與 14% 的候補委員未現身,出席率僅有84%。而軍隊應與會42人、缺席27人、缺席比例竟高達64%。 其二,四中全會共開除14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的黨籍,同時將11名候補委員遞補為中央委員。兩項人數也都創下中共全會紀錄。 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排名是不一樣的,前者按照姓氏筆劃,後者是按照得票多少,但是四中全會的遞補也出現蹊蹺,是越過最前邊8個人,其中5人是軍人,從排名第9開始遞補的,而且遞補的11人都是文官系統沒有一個軍人。 其三,10月17號下午,國防部發言人宣佈開除九名上將黨籍軍籍,移送軍事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其中除了苗華,全都是現役上將。 我曾預料四中將補政治局、補軍委。但是我的預料大部分落空。軍委委員一個沒有補充,全會決定,增補張升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卻沒有按照慣例升為政治局委員。現在政治局只有張又俠一個軍人,也打破政治局給軍人兩個席位的慣例。 只有一點,政治局四中之後只剩下23人,成為奇數,修復了20大政治局24人的不正常狀況。 就以上三點,誰都看得出軍隊出了大問題,或者說軍權發生激烈爭鬥,導致軍隊遭致重創,除了空軍,五大戰區、陸、海、火箭三大軍種司令、政委全部被抓。 中共一向宣揚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深入中國人內心的,但是四中全會對軍隊問題秘而不宣,只是一味鼓吹“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共同奮鬥,不斷開創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新局面”,如何能夠凝聚人心,又如何能夠阻殺國內外的輿論? 四中之後,令我不悅的是逢中會也要被旅遊,會不會就這麼“一桿子插下去”?
10月26日,《经济学人》发文警示:习近平掌中国13年来,如今「强横」程度前所未见,川普别以为习近平上谈判桌很好搞定。 报道称,本周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最关键的外交一周。他将在10月3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也是两人六年来首次面对面会谈。特朗普此行在访问了多个亚洲重要盟友后抵达,而习近平,已与六年前的自己截然不同。 《经济学人》通过对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超过1.4万份讲话、著作与书面文件的分析,描绘出一个愈发自信、坚定且不容置疑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分析显示,习近平的用语体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他的语气更强硬、更具统治色彩,也更加坚定于中国的全球使命。 习近平的“扩音器”是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这份官方媒体详细记录了习近平自上任以来的所有讲话与文章,并将其汇编进数据库。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的相关内容累计超过2000万字(作为对比,《圣经》中文译本不到100万字)。《经济学人》运用算法分析这些文字,拆分为独立词汇,追踪各词出现频率随时间的变化。 结果表明,习近平的语言风格越来越体现出国家自信与权力集中。 他频繁强调“中国是一个强国”,这一表述从2013年出现在讲话的7%,上升到今年的23%。他常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0%上升至10%),这一说法在与包括普京在内的外国领导人会晤时也屡次出现。这或许反映了习近平日益坚定的信念: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向中国倾斜。他还多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1%升至15%)。与此同时,他对台湾的提及频率也从4%上升到7%。 习近平同时在“科技叙事”上显著加码。在2013年至2025年之间,他讲话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词汇是“高质量”,从3%上升到40%,体现出他希望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数字化”(1%升至14%)与“科技”(17%升至27%)同样快速增长,而“人工智能”更在今年出现在13%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希望中国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 报道同时指出,习近平的语言风格也语法更具威权统治色彩,带有命令式。 最显著的变化是“希望”一词从2013年的47%降至24%;“关心”从19%降至9%。他在2013年曾对一位店主说过:“人民能安心吃饭,是我最关心的事。”而在今年,这类“贴近民众”的表达已不复存在。 相反,他更频繁使用“治理”(11%→29%)、“防卫”(2%→17%)与“保护”(35%→49%),而“问题”一词的使用频率下降(52%→36%),取而代之的是“秩序”(4%→17%)。这表明他将中国视作一个更可控、更有秩序的国家。 另外,习近平如今不再频繁提及“努力”“奋斗”等带有理想色彩的词语,而更倾向于“捍卫”“维稳”等表述。他似乎更关注防范风险、巩固成果,而非追求新的突破。 习近平如今更少使用“理解”(24%→5%)等词汇,而更倾向于“指出”(46%→69%)。 “讨论”(16%→6%)与“意见”(25%→10%)等词的使用也明显减少。他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曾对企业家说过:“我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并进行沟通。”但如今,他主要与其他国家元首“交换看法”,而不是倾听民间或企业界声音。 此外,“自我批评”一词虽然从未高频出现(2013年为1%),但在2025年彻底消失。这意味着,在习近平的政治语言体系中,“反思”与“自省”已不再被强调。 《经济学人》认为,这一切语言变化揭示出习近平从2013年的“探索型领导者”,成长为如今的“自信掌舵人”。 他讲话时充满掌控感与确定性,像一位相信自己正处于历史巅峰的政治家。 文章最后也警告:自信与傲慢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而在特朗普即将坐到谈判桌对面之时,他所面对的,已不再是那个谨慎的习近平,而是一位更强硬、更坚定、也更难妥协的中国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