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爆料
1个月前
🔥 柬埔寨太子集团是中共打手!起底惊人背景❗️ 美国与英国联手打击柬埔寨诈骗,起诉柬埔寨太子集团控股(Prince Holding Group)创办人中国人陈志(Chen Zhi),查扣市值上百亿美元比特币,并将146人以及多家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当中包含在台湾的9家公司。 财经网红胡采苹指出,太子集团是“中共打手”,中共指挥太子集团去帛琉洗钱、购买要地,逼迫帛琉与台湾断交。 胡采苹今(16日)在脸书发文,这两天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太子集团,他们不只是电诈赌博洗钱集团,也是中共的打手,中共一直逼帛琉跟台湾断交,帛琉不愿意,结果中共就叫太子集团去帛琉开赌场洗钱。 胡采苹续指,太子集团还专门找帛琉最重要的地方去买土地,港口、机场、雷达站附近很多土地,被签约99年租给太子集团,这种土地能让有军方背景的人纪录很多东西,而的确就有解放军背景的海军军官在帛琉开公司、仲介中国政商关係。 胡采苹直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压迫帛琉跟台湾断交,你不愿意嫁我我就毁掉你家,有一种逼奸良家妇女的作风”。 胡采苹推测,这次美国对太子集团下手,台湾调查局应该也帮了很多忙,因为帛琉曾经向台湾求救,调查局长陈白立因此带队去过帛琉分享侦查技术,结果帛琉警方就依照我们的培训,破获了中国人经营的洗钱中心和博弈水房。她也称赞陈白立做得很不错,之前也多次清查在竹科偷技术挖人的中国公司,希望他还有高升的机会。 至于有9家台湾公司被列管、3个台湾人被公布姓名,胡采苹也痛批,“实在非常可耻。台湾想要走自主自强的道路,就是要揪出这些帮中国流氓危害世界的帮凶,真的太垃圾了,好好的人不当,要去当中国诈骗集团的下手,请判处死刑”‼️
朱韵和
1个月前
问:有人说,在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人们也有安全感,生活有尊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谢道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记忆最初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才六岁,正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邻里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家所在 的屋场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因为户数少,因此,平时的关系处理就比较单纯,而且,这三户人家的阶级成分都属于贫农,在当时来说,也不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 但到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业组的干部都是非常霸道的,远比现在的干部要蛮横得多。那时,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有没有到入学年龄、有没有上学,都必须劳动,扯猪草、割牛草,还要跟着大人们去干各种农活,才能获得食物,那时是真正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作业组专门给小孩子配置了猪草票、牛草票,每个小孩一天必须完成几斤的猪草或牛草,只有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后,才能到公共食堂就餐、吃饭,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作业组长就会把当天晚上的食物直接喂猪或喂牛,也就是说,小孩子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而必须受挨饿的惩罚。 因此,小时候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完全没有生存保障,作业组长随时可能会克扣我们的食物,或者干脆被停餐。那时,家长们都不敢得罪作业组长,如果他们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被斗争。这种斗争会是非常随意的,作业组长喊几个人,拉上一张大桌子,把斗争对象叫来,站到桌子上,抡起竹鞭就抽。那时的作业组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想斗争某个人根本不需要得到什么人的批准,看谁不顺眼就斗争。而且,这不分什么家庭成分,相反,像地主、富农被整肃得非常老实了,因此,斗争的目标主要就针对那些不轻易顺从的、性格倔强的农民。 我的父亲就因为埋怨了几句,差点招来祸端。公共食堂是八个人一桌,随便搞点什么菜蔬,打一锅汤,菜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油的,而汤则是清汤白水,上面漂几个油星子。开餐时,那些先上桌的农民如果把漂在上面的油星子全部捞到自己碗里,后来的人还会有意见。有时,可能就是烧一锅白开水,里面掺两粒盐,当时,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油,父亲就在食堂提了意见,要求在菜里面多放点盐,因为农民出工干活时要出汗,要补充盐分。结果被干部认定为有不满情绪,准备在当天晚上斗争他。有好心人提醒他,劝他暂时避风头,父亲便连夜跑掉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两三年,直到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才重新回来。 等到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的时候,我九岁,也必须到地里面去割麦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和我祖父一块干农活的一位农民挑着一担萝卜回食堂,我正好在食堂里,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小萝卜。结果被作业组长发现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小萝卜,并且在我脑门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当场就被打晕在地上,个把小时才缓过神来。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朱韵和
1个月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 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朱韵和
1个月前
九大 毛泽东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 根据林彪的,,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 ,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 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 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说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