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
3周前
#杨茂东(#郭飞雄) 人权活动家 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近况: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因积极参与民间维权工作及积极组织和促进街头运动 2007年及2015年分别被判5年及6年 2021年当局阻止其出境照顾重病妻子 2021年底被再次拘捕並绝食 2023年5月被宣判 刑期至2029年12月4日 #良心犯 #一人一推 杨茂东,化名郭飞雄,1966年8月2日出生,湖北省谷城县人,独立作家,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著名人权活动家。 曾参与1989年学运,是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郭曾言“反宪政者,皆国贼也”。曾因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而4次被中国共产党当局关押,有上百位律师加盟成立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 2005年4月,曾因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议游行,而被北京市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拘15天;同年7月,又因参与广东省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民间维权工作,尤其是参与太石村罢免事件,提供法律援助,并在个人网页上通报太石村事件的进展,于9月13日被广州省番禺市警方刑拘,直至12月27日才获准释放。2006年8月,高智晟因发起绝食接力活动而被捕,郭飞雄展开营救活动,随即被广东警方以“非法经营罪”刑拘,并遭遇到包括“用电棍击打性生殖器”等方式的刑讯逼供;2007年5月15日,被广州市检察院正式起诉;同年11月12日,被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款4万元。 2013年,因参与组织同年1月7日-9日在南方周末集团办公楼前围观声援南方周末职工抗议新年献词被改事件,以及2013年4月,积极组织和促动八大城市街头举牌,敦促全国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活动,被当局视为是该活动的组织协调者之一,于2013年8月8日被警方以涉嫌“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3年9月11日被广州市天河区警方以同罪名正式逮捕,被关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2015年11月27日,被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以“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重判有期徒刑6年;其不服上诉,后经广东省中级法院二审仍维持原判,送广东省阳春监狱和英德监狱服刑;2019年8月7日,刑满释放。 2021年2月,因其长期流亡美国的妻子张青身患肠癌,生命垂危,随欲赴美给予照顾,在广州国际机场遭警方拦截、失联;同年12月5日,再次赴美时在广州国际机场又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抓捕、失联;其身患晚期癌症的妻子张青终等不到与丈夫见上一面,于美东时间2022年1月10日凌晨病逝,身边留下一儿一女;2022年1月12日,其被广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2022年6月16日,其首次获准与律师会见,并提出三项要求,包括促请当局成立专门调查组,对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局进行调查和追责; 要求中国全国人大撤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不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规定; 敦促中国政府实行人权变革。2022年7月6日下午,律师在广州看守所通过视频会见了杨茂东,由于自2021年12月5日被抓捕时即开始绝食,致杨茂东现在的体重减至不到50公斤。 2022年7月8日,杨茂东案由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控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主要指控事实为三项:1. 杨茂东以郭飞雄为笔名在网络发表的文章;2. 创建“世界宪政民主论坛”网站并在该网站发表其本人及他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文章;3. 2021年1月27日欲赴美照料病妻被阻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 2023年5月11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当庭宣判,杨茂东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至:2029年12月4日。 郭飞雄狱中持续绝食,现体重掉到41.5公斤,人已瘦成皮包骨,生命危急——全身发冷,不规则发热,体温在38摄氏度,最高一次39摄氏度,经常头晕、站立不稳。检查显示其甲状腺结节,T3、T4高;肺部少许炎症;肠息肉,肠道肿瘤标志物增高;肝酶高于80U/L(正常40U/L)。其要求转条件较好的监狱但当局未理会。 此前被羁押于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广州市白云区庆槎路189号,邮政编码:510430)。 目前被关押在四会监狱。 据维权网报道,2027年7月,家属会见被监狱刁难,目前还不能会见。家属向广东省四会监狱申请会见,第一次监狱方说相关工作人员出差了,第二次联系监狱方说设备坏了,让继续等待。 据维权网2025年1月4日报道,郭飞雄(原名杨茂东)服刑的监狱是“广东省肇庆监狱”,地址:广东省四会市城中街道城北社区汶塘路一号肇庆监狱狱政科转杨茂东收。邮编526200,电话:0758-3173339。
【非暴力抵抗 知识贴61: #幽默抵抗 】 #了解受众 和 #时机就是一切 的原则   在共产主义国家,活动家的策略不仅需要搞笑,还必须聪明 #波兰团结工会 发明了 #带电视机出去遛弯的活动 叙利亚人发明了 #兵乓球抗议 #血色喷泉 和 #垃圾堆里的抗议歌曲 一、抵抗喜剧原则一 #了解受众 1982年2月波兰东部小镇什维德尼克的居民打算抵制每晚7:30的充满谎言的电视新闻,抵制电视。很快他们意识到,仅仅不看新闻是不够的:如果你只是关掉电视机,在黑暗中坐着,没有人会知道;抵制行动要想奏效,就必须公开进行,但也要足够隐蔽,以避免遭到警方镇压。于是人们把电视机放到手推车上,一边谈笑一边悠闲地散步,就像推着婴儿车一样,利用之前听新闻节目的半小时时间互相打招呼、闲聊,分享一起对抗政权的快感。波兰其他城市也出现这种场景。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波兰公民把电视机放在手推车里四处走动,没有人因此被逮捕。政府将宵禁时间从晚上 10 点提前到晚上 7 点,强迫所有人待在家里,激起了更大民愤 马克·吐温曾说,人类无疑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笑声”…没有什么能抵挡笑声的攻击。虽然幽默因国家而异,但人们对笑的需求是普遍的,但每个人都会同意,滑稽总能战胜惧怕。优秀的活动家就像优秀的脱口秀喜剧演员一样,只需要练习一些基本功。波兰团结工会、伊朗抵抗者和叙利亚人就是这么做的 二、抵抗喜剧原则二 #时机就是一切 某年国际妇女节之际,活动家们在波兰各地的中心地带免费向路人分发卫生巾。这是利用重要节日来进行表演的巧妙方式,它提醒了人们,在物资短缺且管理不善的波兰市场上,人们几乎买不到包括卫生巾在内的基本用品 1987年波兰反对派决定开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玩笑,他们将集体走上街头,展示对共产主义绝对狂热的“热爱”。10月在官方庆祝俄国革命70周年时,团结工会宣布他们将举办自己的纪念集会。他们采用了共产主义那种夸张的语言,印制了小册子,号召人民 “打破群众的被动局面”,指示衷心拥护党的支持者身着红色服装前往广场。很快满大街到处都是穿戴着红鞋、红围巾、红领带、涂口红、红衬衫和红外套的人。而波兰当局意识到,这些穿红衣的人是在嘲讽政权的意识形态,但共产党怎么能解散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集会呢?警察最终逮捕了1个因没红衣服穿而向附近的食品摊档要了一根涂了番茄酱的面包棍挥舞的顾客。到了1989年反对派成功推动了半自由的选举;1990年波兰团结工会已经掌握了政权 三、开独裁者的玩笑,让其失去恐吓的能力 独裁者通常会自我膨胀。看了太多报纸和杂志封面上自己经过修饰的脸,他们开始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相信了宣传。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面对爆笑主义的挑战时,就会下犯愚蠢的错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是开不起玩笑的 在阿萨德统治下,叙利亚的活动家意识到,如果叙利亚人能把阿萨德的打手们看作这些电影里的蠢蛋警察,那么阿萨德政权将失去其主要的威慑力量之一:恐吓的能力 #血色喷泉 活动人士买了几桶红色的食用色素,在夜里倒入到大马士革几处主要广场的喷泉池。第二天早晨人们看到所有喷泉看起来都像是在喷血,这是对阿萨德残暴镇压的一个恰当的视觉隐喻。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蠢笨的警察:他们对这一景象勃然大怒,派出了整个小分队来处理这件事,但他们很快发现,解决这些喷泉“血水”的唯一方法是等待染料在系统中循环排出。在此期间,大马士革的市民们看到了这样的滑稽一幕:警察们挤在喷泉旁,一脸困惑地等待上级的指示,显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周后喷泉水才恢复正常 #乒乓球抗议 让大马士革的警察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乒乓球。叙利亚活动人士在成千上万的乒乓球上刻写“自由”和“够了”等反对阿萨德的口号,然后把这些乒乓球用硕大的垃圾袋里装着,倾倒在大马士革狭窄而陡峭的街道上。当乒乓球在首都的山路和小巷中跳跃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想到一件事:非暴力的反对派正在向阿萨德政权发出挑衅。安全部门担忧,人们可能会从中受到鼓舞。警方于是接到命令:搜捕所有能找到的乒乓球。于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喘着粗气,四处追逐蹦蹦跳跳的乒乓球。警察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场滑稽剧中,乒乓球就像之前的喷泉一样只是道具。真正的主角是他们自己这些政权的执行者,已经被编排成了滑稽的丑角 #垃圾堆里的反抗歌曲 叙利亚的非暴力反对派弄到几百个USB扬声器,用这些小装置可以大声播放一些反抗运动的流行歌曲《阿萨德是头猪》。他们把迷你音响藏在他们能找到的最糟的地方:腐臭的垃圾桶、粪堆以及其他任何散发恶臭的地方。城市充满了歌声——非法的、反政权的音乐。警察接到命令,必须终止这些禁歌的播放。为此,他们必须找到这些音响设备并摧毁它们。他们就不得不卷起袖子,当众把手伸进一个又一个垃圾堆里。乒乓球行动已经很出彩了,扬声器行动则是那时大马士最精彩的反抗喜剧了 爆笑主义超越了单纯的恶作剧,它有助于瓦解独裁者统治的基石——恐惧 * 配图: 血色喷泉 波兰团结工会 叙利亚“乒乓球抗议”中,乒乓球扮演重要角色
关于80后一代面临的债务危机与职业断层:一场结构性塌方 我对“房子”这件事的警觉,始于十年前的一次国内旅行。那时我正在湖南各地旅游,主要是吃米粉。让我惊讶的是,不管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县城,还是三线城市,几乎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高耸入云的新楼盘,一排排整齐划一、密度惊人。太多了。 后来在美国地产公司短暂工作的一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疑虑。我了解到高层住宅一旦进入老化阶段,维修成本并不是简单的“粉刷翻新”,而是系统性灾难。电梯、通风、排污、老旧管线,每一项都可能是隐雷。一旦老化,修复几乎不可行,甚至代价远高于重建。 而当我看到身边同龄人为了结婚、成家,不得不“上车”…后来的事情都知道了。 然而,房子不是最大的坑。 对于85、90后来说,最大的危机,其实是“职业生涯的不可持续性”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我们接受的是“只要好好上学,就有好工作”的那一套信念教育。但现实早已反转:过去几十年培养的“稳定职业路径”正在迅速瓦解。AI崛起、全球供应链重构、知识过剩与岗位虚化,导致原本可以支撑30年职业生涯的路径,如今只能撑到十年。 这一代人面临的不是“换工作”,而是“职业根基被连根拔起”。 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承诺,正在崩塌 我在某个节点彻底转变了世界观,是因为我意识到全球化模式并不具备永续的内在逻辑。从制造业转移到资本流动,从教育出口到文化同质化,整个系统都建立在无限增长的假设之上。但资源有限、社会信任结构有限、生态承载力有限——这个系统注定走向自我矛盾与结构内爆。 而我们这一代恰好是“旧逻辑的最后一批学生”。高考刚结束。无数天坑专业还在招生。 最神奇、也最令人恍惚的是,就在整个社会结构开始摇晃,传统路径逐一崩塌的时候,人工智能恰恰在这一刻“降临”。这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虚幻感——仿佛现实像游戏一样突然换了引擎,一切熟悉的秩序都变得不可依赖。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是可以靠学历、行业、努力一步步累积的线性路径;而如今,AI的出现直接引入了一种指数级的外部变量,让个体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取曾经需要十年积累的知识与能力。这不仅是工具的飞跃,更是一种结构压缩力的爆发,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能力”、什么是“职业”、什么是“人”。 但当我们把目光从当下拔高来看,这种“技术飞跃与结构动荡并存”的现象其实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文明的周期性律动。从印刷术之于宗教改革,蒸汽机之于封建解体,到互联网之于冷战格局重塑,每一次技术爆发都不是在“稳定时期”降临,而恰恰是在人类旧有秩序开始摇晃之际诞生——仿佛技术不是“进步”,而是对结构性危机的深层回应。 Peter Thiel都叫马斯克别折腾些有的没的,社会问题只有技术飞跃能解。 其实对个人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35岁以上,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的…
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要不是几天前一位网友在推特上无意中提起,我还不知道《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在国内早就成了禁书。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学术著作,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印数只有7000册。殊不知发行时正赶上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不断暴露,当局一看到“水库”、“电站”、“移民”、“上访”这些词就神经过敏,于是内部下令限制发行,于是不到半年,这本书在市面上就看不到了。不过这倒从反面提醒我们,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由于征地而引起的冲突和群体事件成倍增长,官民矛盾日益加深。在今天,《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讲述的是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长达20多年的集体上访的故事。本书中所说的大河电站建于1970年,属于直接由地区主管的中型水电站,库区移民方式主要为“就地后靠”,地区根据测量对库区淹没进行了零星补偿。但由于测量没考虑到淤泥、电站蓄水造成河床增高所增加的淹没面积,大坝建成蓄水后,上游严重超淹,下游更是发生了工程设计时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大规模土地冲刷,毁坏耕地很多,库区移民生活相当困难,要求得到追加的补偿。《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库区移民如何为了“讨个说法”而展开多种方式的抗争,讲述了基层政府如何为了“摆平理顺”而采取了各种手段的应对,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 作者应星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1997年7月,作者被派到平县,担任协助分管移民工作的挂职副县长。作者的学者身份,使他能够得到很多上访移民的信任和尊重,做了大量的访谈;作者的副县长身份,又使他能够接触到有关移民问题的重要文件和了解到基层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再加上作者扎实的学术根柢和独立的治学态度,使得这本书既有可靠性,又有可读性,而且还很有启发性。 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在现有的制度下,村民的处境是多么可悲,多么无奈。他们没有选票,没有媒体,没有和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又不准成立自己的组织。当他们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不能挑战政府的权力,不能挑战政府的决策,只能就下级官员的具体做法表示某种反对意见,就赔偿的具体数目争执一番。就算他们的抗争取得某种胜利,带头的人也常常免不了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惩罚,很难全身而退。在基层政府方面,按说他们也并非都是坏人,也不都是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侵占村民的利益。问题是,一旦他们在工作上出了问题,有了差错,为了维护政府的不容挑战的权威,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拖延,是不理睬,然后就是压制。就算到后来他们不得不进行某种纠正,由于他们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这种纠正也总是不完整的,而且总是大棒与胡罗卜并举,在纠正之余还必须要打击带头的村民,以免其他村民仿效。 例如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白杨16组的村民要求重新丈量土地,这本来是很正当、很合理的,但是却遭到工作组的坚决拒绝。工作组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工作组在报告里写的很清楚:“如果16组这39亩地需重新丈量,其余的108个村民组也将要求重新丈量。1982年以前的征地,有的是丈量的,有的是按习惯亩计算的,田地中的荒石板、道路、河沟等没有斗硬。因此,全县、全省、全国绝大多数单位1982年以前的征地,现在如果重新丈量,都将出现盈余。如果我们在白杨16组退让,不但公然违背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而且将引起天下大乱。因此,工作组对这项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这个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基层政府分明知道原先他们对村民土地的计算是不准确的,村民是吃亏的,但是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而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害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干脆拒绝改正。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不可能让村民心悦诚服,于是他们就不得不举起大棒,就算他们到后来不得不对村民的正当要求做出一点很有限的让步,再多少给村民一点物质补偿,但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还要罗织罪名打击村民领袖,以震慑其他广大村民。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不只是大河移民的故事,也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故事。如果说八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今天,这种事更普遍更恶劣更严重。关心维权运动的人们,请读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2010年6月26日
社会稳态重建时的次序,是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 不论试图重建社会稳态的主政者是中共,是习近平,还是未来成功建国的各族各地独派和在他们身边提供助力的欧美友邦,重建时的工作顺序都只能一样。 哈德逊报告没能掐住的要点,即欧美国家深度介入后中共时代的时间节点,是要在这次序中寻找的。 中共国的崩溃将何时到来,崩溃将以何种形式开始,从何处到何处步步推进,这是个包含着许多仍未涌现的偶然性因此我们无法预判的问题。但无法对偶然因素进行预判,并不影响我们依据已知的、确定的社会局势发展规律,去为未来做准备。 确定的社会局势发展规律是什么? 是稳态崩溃时的经济崩溃➡️文化崩溃➡️政治崩溃三部曲次序,也是稳态重建时的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三步走次序。 通过对次序的了解,我们就能轻松判断出,政治崩溃的前兆既包括经济崩溃,更包括发生在经济崩溃进程中的文化崩溃,我们就能通过观察经济崩溃的范围和程度,和时刻跟进观察文化崩溃的进展,对政治崩溃发生的时间节点作出最准确的判断。 当然,如果你手中拥有足够资源,你也能在确认了经济崩溃的范围的程度已经逼近“临界点”时,在文化崩溃这个层面做点事情,“推”一把,促成政治崩溃提前发生,或是以你希望的方式发生。 毕竟,从文化规训对维持社会稳态的意义这一角度来分析,维稳部门在文宣、思想控制这方面的努力,意义在于强化文化的缓冲作用。而如果你反向操作,破坏了文化的缓冲作用,从经济崩溃到政治崩溃的中间阶段就会被缩短。 ——手握资源的欧美国家假如想为介入任何专制国家的政治危机选择行动策略,掐这个时间节点,选择在这方面做动作,当能收效最显。 但对欧美列国来说,也对各族各地独派来说,了解社会稳态重建的次序是更重要的事,因为到稳态丧失之后,能从乱局中乘时而起收拾局面的人,能为大众重建社会稳态的人,才是这一轮社会动荡中的“英雄”,是会为“王”的胜者,是值得投资的政治人物或势力。 而判断谁能成为胜者的关键,也是谁能成功把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这三步走完。 当我们依照崩溃三部曲,和重建三步走的次序,完整梳理出未来中华沦陷区局势发展的时间脉络,我们会看到,从今天开始,中共国会经历的,将是: 经济崩溃 ⬇️ 文化崩溃 ⬇️ 政治崩溃 ⬇️ 政治重建 ⬇️ 经济重建 ⬇️ 文化重建 这六步过程。 而现在,中共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崩溃的中期和文化崩溃的早期阶段。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指出,“文化崩溃”中的文化,在目前的分析语境中,是特指“对现政权的信心”的,是一种能让被统治者保持“不拼命反抗”麻木状态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念。 所以,假如我们针对当今中国局势去改写对这六部曲的描述,也可以把它改写为: 经济崩溃➡️信心崩溃➡️政治崩溃 ⬇️ 政治重建➡️经济重建➡️信心重建 而独派和欧美国家需要的,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找到自己最应该介入的时间节点,并为抓住历史机遇准备恰当的资源。 该准备的是什么? 首先,是对文化层面能发挥影响力的资源,也就是能在崩溃进程中促成中共国民众对统治者的信心瓦解的资源。 这些资源还必须在经济崩溃发展到后期阶段时才集中投入。因为在那个时候,经济崩溃导致的多数人对自身处境的焦虑,会成为他们接受与旧日不同的观念的助推。 是的,经济崩溃是文化崩溃也就是信心崩溃的前提。没有经济崩溃打底,你想让一群正安稳度日的人放弃对现政权宣传论调的忠诚是非常困难的。 过去很多人在中共国境内想搞“启蒙”,为什么启不动? 因为经济崩溃那时还没有发生。 其次,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文化影响力在六部曲第二阶段发生完作用,令事态进入第三阶段后,就会“退居二线”,要等到后期第六阶段才会再次变得重要。 而在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政治崩溃和政治重建。 这两个环节是最难预判,一定会最大程度上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的环节。也是最依赖于政治资源,尤其是军事力量的环节。 独派和欧美国家在这两个环节可以做什么事?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 很简单。 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握足够份量的“周边要素”,即围绕着政治崩溃和政治重建的那两环,能加速或延缓政治崩溃之前的信心崩溃的各种文化资源,和能在相当程度上令政治重建成功开启和持续进行下去的经济重建相关资源。 这时,欧美国家手中最雄厚的政治资本,就是对沦陷区新政治势力经济重建的成败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贸易资源。 和空降美军特种部队相比,挟欧美市场以令中华沦陷区诸侯,显然是个更有效也更方便使用的策略。 而在一团混乱中想判断出谁更有可能成为沦陷区乱局的最终“胜者”,标准也很清晰。 谁在实现最初步、最脆弱的政治秩序重建后首先拿出与欧美国家合作,全力恢复经济恢复民生的诚意来,谁就有“王者之相”,就是最有希望通过开启和维护经济重建进程支撑住政治重建进程的人。 谁对重建整个社会稳态有完整的战略构想,并具备实现其战略构想的基本条件,谁就是值得欧美政治投资的对象。 (未完,明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