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查理·科克(Charlie Kirk)的辩论与演讲风格,有一个核心特征 文/彼得 周 1. 自制概念 / 篡改定义 他常常把听众耳熟能详的词汇——比如 “自由 (freedom)”、“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基督徒 (Christian)”——重新包装、重新定义。 他会把“自由”讲成是“免于政府干预”,但忽略“自由”也包括免受强势集团、资本、甚至宗教权威的压迫。 他会把“保守主义”与“爱国”强行划等号,让听众觉得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爱国”。 在圣经概念上,他甚至能把“耶稣的教导”扭曲成“美国例外论”的佐证。 这种做法看似熟悉,但实则是像战时 改变了战场地形:观众以为是在讨论普遍意义上的“自由”,实际上是在接受他偷偷换过定义的“自由”。 2. 伏击战式策略 我说他的风格是“伏击战”: 对手以为讨论的概念是大家共识的(如言论自由 = 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 但科克暗中改了坐标(言论自由 = 反对政府管控,但不包括挑战资本与宗教权威); 最后对手要么显得词不达意,要么被迫在他的规则里纠缠。 这也是他常常在辩论节目、校园巡回演讲中能占上风的原因:不是因为逻辑更强,而是因为他提前“设陷阱”。 3. 观众心理利用 这种“概念偷换”还有个额外效果: 现场或线上观众往往没注意到定义已经被换掉; 他们只听到熟悉的词汇与情绪共鸣,于是觉得科克“说得有道理”。 从传播学角度,这其实是 情绪操控 + 语义重塑。 所以,可以说: 查理·科克的“强项”并不是严格的逻辑,而是 用偷换概念的方式制造出一种“赢辩论”的假象。他打的确实就是“伏击战”,而且是靠话语权优势来达成的。 要是你跟他辩论,破解之道就是——当场点破他的偷换定义,让观众看清他改了“地形”,否则容易被牵着走。
问:说起文革中的大屠杀事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兴县八三一大屠杀,因为那是红八月最后一天,也是毛在天安门戴上红卫兵袖章,号召“要武嘛”之后在首善之区发生的大屠杀。 答:文革结束后,我才看到调查材料,真让人毛骨悚然。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一日,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生产队共杀害无 辜平民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是仅三十八天的婴儿。二十二个家庭满门灭绝。调查报告中有一个细节,目击者供述,有祖孙两人被活埋,当凶手往坑里填土时,三岁的小孙子喊“奶奶,迷眼”,奶奶说“忍忍吧,一会儿就不迷了”。真没有语言能定性这种残忍。中国人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看来不对,能够干这种暴行的人,他的心一定不是肉长的,或者我们只能说他是没有心肝的。斯大林爱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领导屠杀的公社党委书记高福清一定是这种特殊材料。 问:我们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说的是个普遍的人性问题。在人性尚存时,会自动反抗残忍。为什么文革中的杀人者不是这种情况呢? 答:要动手杀人,基本上都有一个动机,或劫财,或劫色,或复仇,或收费。但文革中的屠杀行为往往没有单纯明确的具体动机,相反,往往有一个宏大笼统的抽象动机。比如大兴县的屠杀,主事者事后交代,因为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如果不把阶级敌人杀了,他们就会杀革命派。所以这些屠杀行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残暴。你刚才提到的普遍人性问题完全变质,成了“对待敌人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世界上只有中共是不遗余力批判人道主义的,毛认为苏联讲人道主义是变修的结果。阶级性和人性的对立是中共推行恶政的基本理由,也是文革中所谓“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的理论基石。阶级性贯彻到党内,就是党性。用刘少奇的经典表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赵越胜:人性还是党性?文革大屠杀反思 来源:法广